雍正曾经说过，对于统治者而言，用人是第一要务，其余皆为枝叶。毛泽东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家自然也是一直把用人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的，而且，也正是他在用人方面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足够的驾驭手段，才使得他的事业变得如日中天起来。

　　毛泽东之用人是深得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名言“使功何如使过”这句话之内中的三昧的。虽然很多统治者也知道它的涵义，但是如何得心应手的发挥它的现实功能则各有长短了，其中毛泽东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从他使用周恩来、林彪、彭德怀、陈毅、康生、谢富治、许世友、李先念等人的成功案例来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就以新四军为例，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在打倒高饶反党同盟之后的首次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总评价，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略去了新四军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饶漱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最后把新四军抓到手里，饶漱石的功劳是不可以抹杀的。但是，其中毛泽东在使用或者说是利用陈毅的手法实在是值得一书的。

　　陈毅在历史上和毛泽东的纠缠很深，事详我的《毛泽东和陈毅的历史恩怨》一文，这里不赘。陈毅一直是被视作毛泽东圈子之外的人，这点连陈毅自己也不否认。但是，在新四军问题上，毛泽东却破天荒的多次认真听取陈毅的意见和看法，这和毛泽东以及我党早期的勃勃生机的处于上升阶段的用人原则有关，然而也不能排除毛泽东的制术。以陈毅和项英之于毛泽东而言，毛泽东宁可选择陈毅。因为陈毅比之项英更具有全局的观念。所以，在陈毅向中央汇报准备东进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果断的支持了陈毅。

　　特别是派周恩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精神时，毛泽东让周恩来带去了三个使命，一个是拉拢项英，一个是排解叶项矛盾，一个是力挺陈毅，而这样艰难的使命交给当年在中央苏区一度和项英配合的比较好的周恩来前去就是一个很好的使过的例子。周恩来尽管没有完成全部使命，但是，通过周恩来皖南之行进而达到新四军内部化解项英的权力覆盖面的目的基本达到，谭震林、张云逸等人都开始向中央靠拢，其中谭震林更加明显。

　　毛泽东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非常排斥项英，相反，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作项英的工作，在1937年－－1942年五年之中的毛泽东并不是某些教材书写的那样大权独揽，也并非遵义会议之后就横扫中央，毛泽东在这五年中费劲心机才得以重掌大权，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争取朋友、瓦解对手的过程。像项英这样久负盛名的我党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自然不会轻言放弃，然而，凡事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只是争取，毛泽东经常说陕北的驴子不能只是推，而是要用打的办法结合推，所以，毛泽东选择了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先后作为项英阵营中的反向的打的手段。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是行之有效的，虽然没有完全扭转项英对新四军控制，但是，基本上改变了中央以往对新四军鞭长莫及的状态。所以，当江南总指挥部成立之后，中央一纸命令就把项英轻松的以开会的名义调往延安总部而项英没有任何反弹（后因皖南事变未果）。

　　陈毅、周恩来在新四军的问题上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在刘少奇之下，特别是陈毅，可以说是开创了苏南新四军新根据地的第一人。然而，一旦叶项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很快摆脱陈毅在新四军中开始树立的威信，使用饶漱石来作为盾牌，进而使得陈毅只能再度以依靠毛泽东为唯一出路。毛泽东在整理新四军过程中高明的地方除了使过的成功之外，就是注意利用亲信作为使过的备份。他先后调用刘少奇、曾山、饶漱石来作为新四军的实际灵魂起到自己遥控新四军的作用。而新四军的外围力量的首领人物周恩来除了必须坚定不移的执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的一切政策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给周恩来准备了杀手锏－－－整风学习。

　　而毛泽东在新四军军长人选的问题上更能说明毛泽东用人的特别之处。新四军军长选定叶挺是周恩来的建议，因为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谈话之后，蒋介石提出由陈诚担任新编第四军的军长，陈诚外号“小蒋介石”，其人勇于任事、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以陈诚的资历（中将加上将衔）出任新四军军长，那么，就不知道要有多少高敬亭似的人物人头落地了。所以，周恩来立刻建议延安对此作出积极的反映，毛泽东决定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虽然有些人对叶挺的脱党和对党内的处分发出的怨言表示疑虑，但是，毛泽东仍然作出了选择叶挺的决定。

　　1937年10月，叶挺赶赴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倾巢出动、列队欢迎。毛泽东亲许叶挺便宜行事，并且夸奖叶挺是书写了人民军队的“开篇历史”（指的是叶挺首任红军总司令一事），并且对当初共产国际之于叶挺的非难和叶挺负气脱党表示充分理解，叶挺本人深受感动，自己说，参加革命如同爬山，自己中途折回，现在又赶将上来，一定遵守党的纪律云云。毛泽东多次给项英打电报表明中央全力支持叶挺的决心。惜乎项英没有完全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相反，多次和叶挺大搞摩擦，对叶挺正确的军事主张忽略不计。比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不仅迟疑不决，而且，在事后反告叶挺、陈毅违反组织原则。周恩来有鉴于此，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统一指挥新四军内部军政的新四军委员会，由项英为正，叶挺为副，但是，即使这样，项英仍然对叶挺不能容忍，以致于叶挺三年军长、四次辞职，后来连广东军阀余汉谋都以旧友的身份请叶挺南下抗日。从项英和叶挺水火不容、积不相能的局面看，虽然叶挺同样也要负有相当责任，但是，项英身为政治局委员兼东南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的党内元老竟然对一个脱党之后依然具有一定革命热情和对共产党抱有绝大希望、信心的前党员如此态度，其人相较毛泽东远矣。（叶挺曾向军统表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党籍，戴笠语之于沈醉：共产党可怕之处即在与此。）

　　毛泽东在使用陈毅整理新四军方面可以说不啻于东北之放手林彪，所以，新四军在盐城重组时军容之壮、军威之盛不在八路军之下。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顺利的通过刘少奇把新四军的领导权牢牢的抓在了手中。毛泽东诚然使过，但是，并不等于放任，陈毅的背后有刘少奇，周恩来的背后有叶剑英，项英的背后还有谭震林等，而且，一旦事机成熟，一定是“以功代过”，比如以饶漱石代替陈毅，以刘少奇取代周恩来等都是如此。因为使过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一定只是过渡。

　　纵观毛泽东整顿新四军的全过程，对于毛泽东用人之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可知其人取得天下殆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