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清静得很，我因凶吉未卜，心中忐忑不安。窗外外滩江海关的钟声响了七下，知道已是早晨七点钟了，我镇定了一下情绪，思考着应对的办法。不久我见到第一次被捕时认识的那个日本探员和姓谭的探员匆匆进来，径直向里间的办公室走去。一会儿，厨师端来了三客西式早点，分别送给我们三人。我吃着早点猜想他们不像是把我当犯人抓来，略觉宽心。
吃完早点后，他们把我叫到里间办公室，谭某面带笑容地问我昨晚慈善舞会的事，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起昨晚这特高课的两个探员曾到舞会来转过一圈走了，谭某还和我打了一个照面，肯定认出了我，知道我在华懋上班，大概是为了了解舞会的整个情况，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来。我约略地谈了舞会的情况以后，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要我设法查明后再去告诉他们。包括何人主办此事，有多少人参加，其中有哪些要人，舞会共有多少收入等等。
隔了一天，我就把他们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去伪警察署告诉了他们，谭某听后表示很满意，并要我以后凡华懋有什么重要活动随时到他们那里去谈谈。意思很明白，是要我当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眼线”，也就是上海人很鄙视的所谓“三角麻子”(为虎作伥的鹰犬)。
我把舞会的情况和特高课找我去谈话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报告了陈波涛，他对蓝妮的事很感兴趣，并觉得特高课主动找上门来，正好可以趁机打进敌人营垒里去。但几天以后，陈又来告诉我，组织上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和特高课沾上关系极为不妥。因为我现在是在日本人军管的华懋饭店卧底，而如果又去充当同为日本人管辖的警察署特高课的“眼线”，实际上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敌人是要我为他们“火中取栗”。加上“巧遇女间谍”、“二进宫”等经历，虽有惊无险但隐伏着很多危机。最后他们研究决定，我必须立即摆脱特高课，躲开他们的纠缠，要我马上设法撤出华懋饭店这个是非之地，以绝后患。
但我不能立即突然离开华懋饭店，公开辞职或悄悄溜掉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周围人们的猜测不解。因为当时时局动乱，民不聊生，要找到像我在华懋这种收入比较稳定的职业并不容易，谁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它放弃！所以要丢掉这只“洋饭碗”，还必须找到既合理又适当的借口才行。
我最后采取了自毁形象的办法，一改过去办事小心谨慎，洁身自好的习惯和作风，装作日渐变得颓废堕落，贪杯爱财，故意多次偷喝洋酒，私拿小费，在客人面前失态等等，严重违反店规，终于达到被华懋饭店主管开除的目的。约在1943年秋我悄然离开了这个战斗多年的阵地。
一个多月后，我经友人介绍，进入了南京路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苏籍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重操西崽旧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抗战胜利结束后，我的上级领导人李正文同志的党的关系从原共产国际转回到中国党来，直接受张执一同志领导，我也于不久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公开职业仍一直是马尔斯咖啡馆(现改为东海饭店)的西崽，而这个外国人咖啡馆就成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接头、传递信息的一个可靠联络站。
1946年至1947年间，我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班学习，那里聚集了很多进步同学，全校中共地下党员就不下二三十人，该校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我们还组织过一个校外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先进同学，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以后，我曾参与策反过国民党海军军舰“长治号”的起义，并协助有关同志胜利完成了爆炸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还担任过地下交通员以及和浦东我游击区联络等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我和民治新专同学地下党员张惠卿、陈贤康一起，协助一位进步老师李毅夫，趁国民党镇江集中营迁往上饶的混乱之机，从那里设法营救出了一批(约10人)被关押的我党干部，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张符瑛、刘永青、孙美、张聪敏等人，我们在上海为他们找到住所隐蔽起来，以后又帮他们安全离去，分别寻找各自的组织归队，从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从地下转到地上，终于脱下了这身西崽的白号服，穿上了上海军管会的黄军装，成了一名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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