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见到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来这里活动。陈波涛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密切注意他们(包括日方)的动向，搜集有关他们的活动情况。
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福间每周要在华懋饭店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日伪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都来参加，但这是公开活动，无情报价值。有一次福间开完新闻发布会后，特地开了一间房间，邀请一个中年男子共进晚餐并谈话，由我服务。我发现此人在向福间汇报苏北新四军的情况，引起警觉，就在门外注意偷听，他们两人都未注意到我。我得知此人是日方派往我新四军地区的特务，可能是个头目，他向福间谈到，说那边他已派人安排妥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云云。这说明他们刚在我方安插了密探，一切布置停当了。我无法探听到向福间汇报的这个家伙的身份和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貌特征。这一情况我第二天就告诉了陈波涛同志，陈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
在这之前，陈波涛曾问起过我，有无办法可以买到军火。因为他知道我们一些福建同乡有私自买卖军火的活动。我就向我当海军的父亲打听。他说他认识一个姓林的同事，现在汪伪海军当一艘舰艇的艇长，这个人过去就干这种行当。我告诉陈后，陈就要我通过我父亲设法找到了那个姓林的艇长，介绍给他认识，以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日本主管交待我到十层的豪华套房，为那位海军大佐做房内的餐饮服务。原来大佐那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是一个能讲一口地道日语的白俄女郎，此人我曾在一次舞会上见到过，我心想她这次不知怎么和这位大佐勾搭上了。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玩的很开心，最后杯盘狼藉，我退出房间，他们在里间卧室上了床。
到了将近半夜，我听到了大佐打鼾的呼噜声，准备去收拾一下杯盘，就轻手轻脚地推开书房门，眼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书桌上亮着台灯，一只公文包打开着，这位金发女郎半裸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我脑子里立刻闪出“间谍”两字，她突然见我进去，也吃了一惊。我沉住气，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俯身在桌上匆匆收拾了酒杯酒瓶，拿了空盘碟，迅速退出房间，到服务间里洗涤餐具。不一会儿，那位金发女郎披着睡衣跟了进来，塞给我一叠储备券(当时沦陷区通用的纸币)，我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就不露声色地收下了，并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这件事就这样悄悄结束了。这是我见到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不过我猜不透她是英美间谍还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向陈波涛报告后，他要我保持沉默。
1943年3月间，我得知陈公博将在华懋饭店八层舞厅举行一次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招待酒会，许多日伪头面人物都要来出席。我在两个星期前得到这个讯息，就立即报告了陈波涛同志，并向陈提议，机会难得，可否搞一次爆炸行动，可以事先在开酒会的舞厅隐蔽处放一枚定时炸弹，到时候把这批瘟神恶煞轰上天去。陈开始也很动心，并特地换了一身西服，装成阔佬，由我陪着他悄悄察看了现场。但此后再没有动静。招待酒会举行前夕我见到了陈问他怎么办？他告诉我，上级组织不同意采取这类过激行动，这件事就此作罢。
同年夏季，华懋饭店八层舞厅还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慈善舞会，由一个姓许的银行家出面主办。这个舞会的全称是“上海各界慰劳日本皇军伤病员慈善舞会”，有300多人参加，是有关方面借此向各界敛钱的一次活动。舞会的收入相当可观。参加者主要是上海各界名流仕女和伪政界人物，我记得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夫妇、市府秘书长赵尊岳等，还有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这位昔日著名的交际花在舞会上丰姿绰约，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几乎成了舞会的中心。
我十分纳闷，孙科是国民党堂堂要员，远在重庆，他的这位如夫人，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乌烟瘴气的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慰劳日本皇军的慈善舞会，还如此招摇过市，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她究竟是想要干什么？会场里的女眷太太们也都在议论纷纷，对她评头品足，表示不屑。
但据陈波涛同志后来告诉我，我方也获得有关信息，说有个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估计就是蓝妮，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南京、上海之间，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寇的和平攻势和劝降政策，派她来充当试探蒋日伪合流的可行性的先遣“特使”。陈还说此事已反映到国际上，苏联政府特地以此事为例，向重庆蒋政权提出警告，实际是借此揭穿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蓝妮这个神秘女人从此也就“消失”了。
我参加这次舞会的服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午夜12点钟才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清晨五六点钟，突然被一阵“嘭嘭”的猛烈敲门声惊醒，只听见门外有人一面使劲敲门一面喊叫“快开门！”。我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大个子站在门口，命我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问他去哪里，他不耐烦地说：“特高课，快一点！”我吃了一惊，心想糟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赶紧穿好衣服，硬着头皮跟他走。他带我步行到福州路的伪警察署，那里离我住处只隔一条河南路。他把我带到了二楼特高课的一间办公室，要我等着，就走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我发现我曾到这里来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家楼下开设着一家挂着“美国书店”招牌的书店，那里常卖一些进步书刊，当时在孤岛上海是很诱惑人的，还设有一个服务部，专门预约读者所需要的书刊，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后来陈波涛特地告诉我，说这家书店是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开设的“钓鱼”书店，不知有多少不知情的进步青年落入了他们的陷阱，要我小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伪警察署特高课来查封这家书店，一个探员上楼来打电话，走过我住的后楼房间，发现我房里有书，进来查到一本《丁玲选集》，就拘留了我，把我带到警察署这间办公室里，一个日本探员和一个姓谭的中国探员(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向我来了解过此人的情况)审问了我，因未发现我其他任何问题，两个星期后就让我交保释放了。释放前谭某还对我“训话”，要我出去后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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