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8000名朝鲜俘虏和1.5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350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其成员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的集中营内逃出来的俘虏们讲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这些委员们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对此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的集中营、在不同的时间逃出来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所讲的故事差不多是毫无二致。而且他们刚从把人们自集中营运来的卡车上下来就讲起来，并回答了很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更显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然没有一个人得以在他讲述之前命令他们如此这般。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是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全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们背到外面。有一个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人的“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纹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条条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军们回忆，新的纹身从8月20日开始了。因为特务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俘虏把在1951年4月刺上的纹身标记割掉或烙掉了。特务们暴跳如雷，命令对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进行纹身。在胸部上刺上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两条胳臂上刻上口号，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国民党的旗帜或中国及台湾的地图。拒绝纹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绑在床上。一次由三个家伙进行的纹身一直要持续4个小时。
　　
　　到8月31日，10个集中营内的1.5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纹了身。年龄最小的田忠俊被安排在最后。他说，“那时，我觉得好像国度和人间从尘世上消失了。如果在我身边出现那些花纹，我定会羞耻得无地自容，决没有脸再回到祖国了。怎能在阳光下露出我的背呢？别的且不说，我的身上已有那些花纹就够坏的了。”9月1日清晨，田忠俊从铁丝网中爬出来了。当他快爬出最后一道铁丝网时被发觉，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在医院里受到好心的护士的帮助，混进了最后一批被遣返的俘虏群中，田忠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俘虏，他无法了解在大规模的纹身的幕后策划者的心理。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思森以为，只要把纹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俘虏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交换战俘场地，普利策奖金获得者，《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奇•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美制军靴脱下来时十分惊讶，他用悲伤的语调问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连军靴也不愿意带走呢？这又军靴是相当好的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好的军靴是不多的。”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一问，俘虏们为什么对于回想起美国人施加的拷问和那个鬼蜮的东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对它的据有看成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的全身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的罪名被捕的14岁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身背婴儿的母亲曾几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当时他们把婴儿的嘴堵上了。一位受电刑后神经错乱的姑娘，在去厕所时被一个美军下士截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抢救，她还是被污辱了。结果她完全疯了。
　　
　　许多被当做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喂刚出生的婴儿。脸色很白、异常美丽的23岁的母亲、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她和她的小女孩幸运地活了下来，可她亲眼见到一位同志，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中，因为不忍听婴儿由于饥饿而发出的凄惨的啼哭，把婴儿掐死了。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我们把写着‘婴儿们不是俘虏，他们必须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等口号的标语牌挂在铁丝网上，然而无济于事。”
　　
　　“三八节”，我们背着婴儿愉快地放声歌唱，美国人向我们扔了催泪弹。他们向23名母亲和23名婴儿投掷了30多枚催泪弹，许多孩子从那以后都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一天起，到女俘们被遣返，敌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们投掷一次或两次催泪弹。
　　
　　用内科及外科医疗方法对人施加暴行的证据，可以从美国的死亡集中营里回来的归俘们中间找得到。美国的讯息也确认了这些已经超出内、外科治疗范围的惊人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证据确凿性，大概美国人也是不会否认的。
　　
　　1953年第4期的《美国医学协会月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中，作者分析试验者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使用的6种治疗方法。其第6种疗法是：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服用镇静剂、营养的滋补和维持疗法等。说得轻松点，这等于不治疗。把患者们按倒在床上让他们发汗，以致他们的体质更加虚弱；为了检查不给予治疗的时候这种疾病会以何种速度扩散及各种治疗法的效果，让这些病人变得愈加孱弱，但又不至死去。也有一些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其实这不过是试验。仅四环素片，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的是16~25粒，甚至32~48粒，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璜胺类药物的能力，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后死亡了。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有4000名以上的患者死去。死者几乎全是患痢疾的。当时集中营里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只是医院当局仍把腹泻得厉害的人送回集中营，他们在那里继续传播着这种疾病，并在那里死去。
　　
　　在外科方面实行的试验中表明出的大量证据更是无可否认。在板门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惊悸的四脚被截断的人们。据调查，为数很多的人们的手脚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样，被截成几段。甚至一条腿就被截了5次或6次。一些得了与产治闻疗完全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数度被截断肋骨。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间，第一集中营在经营这些穷极恶的手术之后侥幸活了下来的，只有37个俘虏。其中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被截断了5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截断的。他追述说：敌人闯进医院里来，根据自己的需要为挑选病人。如果有谁抵抗，就给打一针，然后强行将他拉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267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70％。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84％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1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5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2172名中国病伤俘虏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6000名中国归俘中，有1172名是外科病人，其中84％成了残废和丧失了活动力能力，有4人的四肢全部被截去，只留下毫无倚恃的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美国军人被截去四肢的不过22，在朝鲜战争中，全部“联合国”军部队里遭此厄运的也只有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