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当上了美国总统。中国领导断言，朝鲜战争要停下来了，拖了两年的停战协定，美国人要来签字了。遵照指示，有关部门加紧了停战的准备工作。当年年初，我们12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接到紧急调令，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匆匆赶到北京。到北京，就被告知要奔赴朝鲜开城，参加停战后的工作。

　　按照停战协定，将有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人员到朝鲜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
　　
　　我们的任务就是同这些中立国打交道，从事翻译和联络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学习，领导决定我们入朝，到开城去等待停战。
　　
　　停战之后工作开始
　　
　　到了朝鲜，停战协定仍迟迟签不下来，表面上是双方就战俘交换问题争执不下，实际上是对方在故意拖延。
　　
　　我们在耐心等待的同时，加紧做好停战后的一切准备工作。新来的这批大学生都被分配到代表团下属的各个部门去了。1953年6月8日，交战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文件，对那些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将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交战双方的代表将对他们进行90天的解释工作，并按照自愿原则协助他们前往他们要去的地方。
　　
　　为此，我方成立了志愿军战俘解释工作团，我被分配到这里担任工作团主要领导的俄文翻译，并且负责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人员的联络工作。主管我们小组的负责人是后来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符浩，另外有志愿军各部派来的师、团级干部100多人。
　　
　　那时，我们的部分工作是找那些坚决要求遣返并已被遣返回来的战俘谈话，了解战俘营内的情况，然后编成材料，供我方解释代表备用。
　　
　　阻碍停战协定签字的战俘难题拖了一年多最终得到了解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此后，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宣布撤销，更名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我们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一旦实现停战，交战双方应全部遣返战俘，因此我方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但美方却把战俘人为地分成“坚决要求遣返”和“不愿遣返”两类，对“坚决要求遣返”的对方同意立即遣返外，对“不愿遣返”的则要通过解释工作后根据他们的意愿自由选择去向。美方拿战俘问题作为同我讨价还价的筹码，主要是它手中握着有朝鲜籍战俘11万多人，中国战俘2万多人。
　　
　　而中朝方面只有对方战俘1万多人。因此，美方提出“一对一”的交换原则，无理纠缠，致使战俘问题的谈判拖了一年多。

　　台湾特工大肆策反
　　
　　按协议，我方虽然成立了战俘解释工作团，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要进行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在90天内完成更不可能。因为在美方的纵容和默许下，台湾当局在战俘营内做了大量的干扰工作。台湾派出所谓的“慰劳团”在战俘营内大肆活动，进行策反，包括对战俘文身，刺上反动口号、国民党党旗、党徽等等，使他们无颜再回大陆。更有甚者，在有些战俘营内，台湾派去的特工人员还穿着“志愿军”服装，冒充我方代表，制造假的解释现场作为陷阱，引诱有些战俘表达了愿返回大陆的愿望后将他们迫害致死。因为他们的身份真假难辨，一些战俘见了我方代表也不敢自由表达意愿了。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在板门店东面非军事区内美军控制的南侧“东场里”建一座新的战俘营地，将先关押在韩国巨济岛上的所谓“不肯遣返”的中朝战俘全部移至此地，交由五个中立国看管，印度还将派出武装部队。
　　
　　中朝方面将派代表到现场进行解释工作。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曾多次前往“东场里”战俘营关押基地。从战俘营开始兴建到接纳战俘，直至对战俘的解释现场，我都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目击者，对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印象深刻。
　　
　　围上铁丝网，一座座战俘营地建成后，印度军方开始接收被俘人员了。本来你送我收，是件很简单的事，但没有想到这个接收过程却成了当时最头痛、最为“热闹”的场面。台湾特工事先在战俘中布置的“好戏”开场了。这些战俘在少数人的操纵和指使下，一见到中朝代表和中立国小组的人员就大吵大闹，甚至采取暴力行动来表达他们不愿意遣返的“决心”。按协议，印军方在接收被俘人员过程中，我方可以派观察代表到现场观看，我作为工作人员有机会多次在现场目睹了一切。明显可以看出，战俘中间混有“特殊人员”，每十多名战俘中就有一名穿呢子裤的人在指挥。战俘们一见到我方人员就高喊反共和坚决不返大陆的口号，有人当场脱下衣服露出身上的反共标记、图案。有的更是袒胸露臂，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据说这中间还混杂着从台湾来的假俘虏。他们疯狂地用石块、泥巴掷向中立国人员、中朝代表和新闻记者的观察席位。在那种场合，只有我志愿军观察人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其他人员则乱作一团，逃的逃，躲的躲，有的干脆把椅子顶在头上，场面混乱不堪，印度军方也难以控制。

　　第一天上了印度人的当
　　
　　由于缺乏经验，我们首次上战俘营地观察就上了当。在代表团领导符浩的带领下，我们第一次抵达战俘营地观察战俘移交工作时，印度军方负责营地的司令辛格将军热情地将我们迎入帐篷，并以糖果、点心、饮料招待，加上一席热情洋溢的交谈，让我们在帐篷内呆了很久。等我们出来“观察”时，当日的战俘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原来，这是印军事先设下的圈套。为了使战俘接收能平静进行，他们有意不让我们观看。在返回的路上，符浩说：“今天我们上印度人的当了，这应由我负责，我将向代表团领导作出检讨。”
　　
　　一切准备就绪，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就开始了。中方的解释代表加上译员等近200人，分头乘上苏式吉普车，排成的一条长龙有好几里地，一路浩浩荡荡开向“东场里”战俘营地。各代表分别在各个临时军用帐篷内，对进来的战俘逐个进行解释工作，即心理攻坚战，阐明政策，解除顾虑，耐心劝说他们回来，并通知他们有关返回家乡的事项，特别是告诉他们有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完全自由。
　　
　　据我观察，战俘们进入帐篷后，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绝大多数是见到我方代表一声不吭，向他们提任何问题都不作答，显然背后有某种牵制力使他们不敢自由表达意愿；有少数是一进帐篷就骂骂咧咧，大吵大闹，但因有印度武装人员持枪在旁负责保安，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伤害我解释代表；也有个别人一进来就要求遣返，但为数极少。
　　
　　战俘不能自由表达意愿，解释工作进行不下去了，我方一再要求排除战俘中的特务分子，使解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被对方拒绝，90天的工作期限很快结束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两万多名中国战俘不明不白地被送往台湾，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最后还是回到祖国大陆，但不是从三八线，而是从台湾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