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三）
那么，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方先觉为什么要率部投降呢？弄清这一问题，是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19，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20。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21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 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22。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23。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24，但这时第 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25，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衡阳之围为何始终未解？第79军军部少校参谋欧阳润一语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参战各军保存实力，以求巩固其地位，不愿与敌寇力战故也。”
一方面，城外援军为保存实力，行动缓慢，不愿竭尽全力往城里冲；另一方面，困守危城的方先觉和其下属官兵却在苦苦支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援军的到来。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27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28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城外援军的救援不力，使方先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这就是使他的心理状态渐趋消极。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是促成他向日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决定投降日军时说：“好，就是这样干吗！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29这段偏激之语，其内容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一个多数人都为自我打算，都只顾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己利益的群体中，一个人会受到怎样的消极影响。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彼此不是以各自的公而忘私互相激励，而是互相作出消极的榜样，互相传递消极的信息。方先觉投降日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围国民党援军以他们的救援不力传递给他的消极信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组织解围不力及城外援军对解围消极应付，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30。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所述来看，方先觉投降日军，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但是否还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方先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有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观念不明，因而由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导致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大是大非上没能把握住；他并不贪生怕死，但意志不坚定，不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这些弱点是他投降日军的重要主观原因。
因此，方先觉投降日军，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明显的客观原因。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他投降日军，是不光彩的，是应被谴责的，他本人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应看到他投降日军的客观环境，应看到在他投降日军这一可耻举动的后面，包含有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对守军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一点谅解和同情，而不会简单地把他的投降原因归结为 “贪生怕死”的卑鄙动机。
（四）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第二天，日方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方先觉对日军进行吹捧，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说“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表示决心跟随汪精卫之后当汉奸，“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并谈到为什么率部投降，说“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31。
日方发表的这篇谈话，是后来一些历史著作认定方先觉“叛国投敌”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篇谈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是应日军记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在日军的压力下，方先觉不可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军的口味；其次，这篇谈话中的有些内容明显是言不由衷之辞。如方先觉说自己投降日军是“早有此私见”，“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明显是假的；最后，日军发表这篇谈话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对谈话任意改动。这篇谈话是不是方先觉所说的原话，也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认为方先觉的这篇谈话主要是应付日军的，不能据此来判断方先觉的真实态度。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32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33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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