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1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二）
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投降日军的，因此，对他的投降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同整个衡阳保卫战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应是我们评价他投降日军事件的重要依据。
发生在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守城时间之长仅次于淞沪战役的一个战役。这一保卫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抗战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首先，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守城时间之长，只有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役可与之相比。战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检讨衡阳保卫战时说：“我 10A利用河泊，坚守衡阳达47日，为抗战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2从而肯定了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的突出地位。其次，衡阳保卫战战斗极为惨烈。在47天的战斗中，衡阳国民党守军以17500人的兵力，同约5个师团的日军浴血死战，最后伤亡殆尽，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英勇而悲壮的一页。第三，衡阳保卫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共计死伤19380人3。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此外，衡阳守军47天的战斗，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时间表，使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没能如期实现。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与守军主将方先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除了指挥有方，对衡阳保卫战进行正确的部署外（对此笔者在《衡阳保卫战述论》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还有三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鼓舞官兵士气，督促他们奋勇杀敌。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训诫全体官兵，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并规定：“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4以此来激励官兵不怕牺牲，奋勇作战。保卫战开始的最初几天，方先觉为了振作士气及便于指挥，将指挥所设于衡阳南郊五桂岭上的湘桂路局内，距前线仅300公尺。日军几次冲到他的指挥所前面，但他仍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的表现起到了稳定下属官兵情绪的作用。“……官兵们见军长如此镇静，也都镇静下来。”5方先觉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慰问前线官兵。原第10军特务营少尉排长刘先州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军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慰问士兵，指挥战斗。方先觉指着罗炳武的机枪掩体笑道：‘兄弟们打得好，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墓。’”6衡阳保卫战期间，第10军官兵士气一直很高，究其原因，应该说与方先觉本人的言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反对突围。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3日开始，日军先后对衡阳城发动了三次总攻。第一次从6月28日持续到7月2日，第二次从7月11日持续到7月20日，第三次从8月4日至8月8日衡阳沦陷。守军打退日军第二次总攻时，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守军伤亡过半，……弹药所余无几”7，伤病员缺医少药，官兵们用盐水下饭。方先觉不断打电报向蒋介石等人求援，但援军迟迟不至。守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坚守了10余天。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这一次，日军的攻击部队除了原有的第68师团、第116师团外，又增调了第58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的的一部分。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他给各师团长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三日内攻下衡阳，否则一齐在前线剖腹自杀8。因此，这一次的战斗比起前两次更加惨烈，守军处境更加危急。8月5日下午，方先觉召集各师长开会。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突围。从当时情况看，守军仍有突围的力量，突围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方先觉反对突围。他说：“突围力量是有的，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的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做你们的部下？”9最后，方先觉做出了“决不突围，一定死守”的决定，并对各师长说：“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10[ｃcheｒe.net 西西河 走过路过]
第三，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后，守军据守的各外围要地相继失守。8月7日，日军突破衡阳城北小西门一带的阵地，冲进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至7日下午，日军已控制了半个城区。这时，虽然守军在西南郊天马山一带的阵地仍然没被攻破，但守军伤亡殆尽，要继续战斗下去已十分困难。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回忆说：“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十五梃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七人。步兵被炮击和轰炸死光了。”11一方面是守军伤亡殆尽，已无有生力量可以继续坚守；另一方面，向衡阳增援的国民党援军也在衡阳郊区被日军击退。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说：国民党外围各路援军自8月2日起“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12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守军也许还能坚持一两天，但衡阳终不能免于沦陷。方先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此外，方先觉投降日军时的情况，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方先觉见大势已去，曾企图自杀。关于方先觉自杀未遂的事件，有种种说法。有的说：“军长方先觉向委员长拍电报：‘弹尽援绝，来生再见’。之后即回室拔枪自杀，幸得孙参谋长及周、葛两师长进行谏阻，方军长的自杀才未遂……”13有的说：“听说军长方先觉向全国发出通电，正要举起手枪自杀，被随员拥抱，把枪夺下来了。” 14最可信的是原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8月7日）黄昏时，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到军部开会。……当我到中山南路第10军军部（原中央银行地址）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和周庆祥、葛先才等，均已齐集在一个防空洞内。我走进去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象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检起来了，尽管他连开三个抽屉，自然还是找不到手枪。”15因为饶少伟是亲眼所见，所以其所述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但他认为方先觉是在做样子，装假，我不能赞成。我认为方先觉的确有自杀的企图，理由有二：1、如前所述，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候，曾召集各师长开会，说过“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这样的话，可见他早已有了自杀的念头。2、方先觉在8月7日下午，曾向蒋介石拍电报说：“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来，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来生再见。”16可以认为，方先觉此时已决心自杀，否则他不会把话说得如此决绝。他找不到手枪自杀，可能是他的部下事先把手枪藏了起来，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已试图自杀过，但被他部下把手枪夺走了。总之，方先觉企图自杀的事实应是没有疑义的。
其二，投降的主张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最先提出来的17。因此，投降的始作俑者是周庆祥而不是方先觉。
以上论述了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如果这些论述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对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我们首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