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苏“特使”维也纳相会
路易斯第一次台湾之行结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苏共内部许多人反对，所以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苏联重新考虑联台，加紧拉拢台湾。在3月苏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分别代表“元老派”和“少壮派”的贝里舍、谢里宾公开鼓吹与台湾合作，他们就此提出的5项建议得到了“有条件的支持”，即；1毛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与台湾合作且极有希望。2双方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3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进步之条件。故在相当时期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4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制裁，苏联对于职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固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5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资助肩负沟通台湾高层的使命，几次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签证，再次赴台北，显得很急迫。台湾当局出于保密等方面的考虑，描绘此要求。最后双方商定并经蒋经国批准，台湾派出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对此，台湾最高当局十分重视，蒋介石不仅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如所经国家、不带中文文件、所带文件用后销毁、与路易斯对答技巧、下次会谈地点等)作出了安排。而且亲自批示会谈5点原则：1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的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2有过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3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之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这祸患。4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5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为掩人耳目拟定的行程，在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罗马、波恩之后抵维也纳。从14日晚到16日晨双方分手，两人先后会晤交谈5次，会谈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其一，路易斯就上次台北会晤时台湾要求说明一旦国共发生战争苏联的态度问题作了正式答复，并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于苏联”。
其二，魏景蒙将蒋介石的五点批示向路易斯传达。15日上午9点半，魏在自己的房间对路照文慢念，路认真笔录，然后两人复读校对，确认无误。
其三，
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问题。关于交换情报，路易斯特别关注，反复提出在14日晚的交谈中，路就说：“)情报交换)希望即该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中共)九中全会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菜如何再加质量。”至于如何传递情报，路建议由台派“贸易商”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或台指定一些领事馆传递信息。关于军事合作和军之交易，魏景蒙说：“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跑易斯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俄会全面作点。”
其四，下次会谈地点及如何加强双方联络。对此，路易斯特别关心，并显得很急迫。对于两人下次会谈，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路多次表示他可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关于“高级会谈”之地点，双方提出在分海或莫斯科。但魏景蒙提出如举行“最高级谈话”，则必须以台北，并讲明理由。关于双方联络，路两次提出台派“贸易商”常驻莫斯科的建议。此外，双方约定了进一步联络的密码和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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