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里奥·居里夫妇
新中国核研究是这样起步的
中国的核研究，是从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走出的科学家那里起步的。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1949年3月，钱三强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他的意见反映到了中央，中央认为很好，就给他拨了5万美元。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5000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分别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
约里奥·居里先生收到这些钱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杨承宗，告诉他说组织带了5000美元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信已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买一些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还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其中一种先进的计数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
正在这个时候，杨承宗在居里实验室遇到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先生。他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
约里奥·居里夫妇在核物理史上具有很重要地位
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买这一关算是顺利，但要出海关就很难了，因为购置的东西大都是违禁品，是经不起检查的。大概在8月份，杨承宗临走的时候，居里夫人的助教布歇士来问他，你一个人行吗？杨承宗想，这话中有音啊，便赶紧说，不行啊，你来帮我吧。布歇士便去问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对布歇士说，你帮他上船嘛！布歇士就帮杨承宗拎行李，从巴黎到了马赛。
在马赛上船的时候，布歇士问杨承宗，你哪几个箱子比较重要？杨承宗指着一个箱子说，你把这个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他们上船时从两个楼梯上去，法国人有个专门通道，非法国人则走另一个通道。杨承宗事先已经得到了一张证明信，内容是证明人布歇士，证明杨承宗所带的行李是他在实验室里自制的仪器、设备。这张纸非常重要，因为旁边还有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就这样，杨承宗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
杨承宗临行前曾去拜望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约里奥·居里有一段谈话一直令杨承宗不能忘怀——
约里奥·居里先生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我说是的。他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说8月。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就是钱三强，你呀……
杨承宗归国后，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些话告诉了钱三强。后来，钱三强回忆说，1951年杨承宗回国后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当即把杨承宗带回的话转告了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596秘史》梁东元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