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陆长期消息封闭，我在台湾隐居，音讯全无。
郑：胡临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十二年整，还当上了「学习组长」，於一九六○年「特赦」释放。严翊投共后又反水，事败后判刑十年，民国四十六年由重庆转押公安部北京监狱，五十二年四月「特赦」，三年后病故北京，年仅六十二岁，他比您小一岁，但少活四十年多。
孙：这也是天意啊！时隔五十六年，我对於苦战四十天、曝骨沙场的二十万袍泽仍然永难忘怀；我对此役全军尽墨也终生感到无比的耻辱，这是我毕生之最痛。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咎於我们从上到下没有做好保密防谍工作！
郑：刘斐郭汝瑰出卖军机情报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中共始终大力宣传他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未重用他俩，也忌谈他们的通共行迳，直至刘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儿刘沉刚撰写《刘斐将军传略》一书，程思远为之撰写序言，才露出一段「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联络员接头一百多次，提供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以及长江江防的大量军事机密，但这些事在他的回忆录中都绝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陕西出版之《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杜聿明传〉泄露出以下天机：
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著说：「各为其主嘛！」
不过，刘郭二人晚年并不安逸，刘斐在文革时饱受皮肉之苦，他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鞭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郭汝瑰仅仅充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肃反时有一投降留用军官检举他是潜伏特务，审查一年才结案；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残酷批斗……
孙：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是老天有眼呀！你从香港来，我想起一个人……民国卅六年我当重庆警备总司令时，侦悉中共地下市委准备在六月二日暴动，企图煽惑青年学生扰乱治安。我抢在他们前面，於六月一日深夜一举传讯了中共嫌疑份子一百六十七人。原拟遣送他们到共区。不料他们对身份都供认不讳，可谁也不肯离开繁华都市重庆去贫瘠遥远的陕北。於是我们接纳他们的自新悔过书，一律予以开释。其中有个名叫曾敏之的大公报记者，听说现在是香港左派报纸的头儿了？
郑：噢，曾敏之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因为在重庆写了一篇〈十年谈判的周恩来〉而窜红，当上了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可是中共建政后他并未春风得意——民国四十六年被打成右派，六十七年来香港定居，至七十八年退休也位止副总编辑而已，历四十二年才升了一级。在报业比他资历浅的，如张作锦、马克任等，在台湾都升至大型报纸的社长一级，江春男（司马文武）还当上了国安会议副秘书长。
孙：当年我出於怜惜人才，不忍断送他们的前程。可是中共对待我们的新闻从业员就没有这般仁慈了，据说上海《新闻报》总经理詹文浒死在青海劳改农场，总编辑赵敏恒瘐死於江西狱中，连他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都被逼自杀。这样一比，就善恶分明了。
郑：近几年到奉化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这便是真正民意的表露呀！今日相扰三个小时了，真想不到老将军这般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条分缕析，出口成章，请问您的长寿之道是……
孙：噢，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腌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冷盆、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未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凯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在兴宁城根中弹负伤住院。此外，我与医生、医院无缘。
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剪刈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五十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回溯我来到世间一百零二年的经历，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唯一深感遗憾的是安徽萧县突围的那一幕，我今日对你细谈因果，是希望中国人，不论在台湾、香港、大陆抑海外都要尊重历史，绝不可像某些当权者那样恣意窜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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