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叶剑英心中为陈泊深感不平，然而转念一想，发作也许对陈泊更为不利，只好苦笑一下，以解释的语气说道：“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公安部长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他心里明白：新生的共和国敌情复杂，国民党确实在很多地方埋下了“定时炸弹”，公安部长自然满脑子敌情，神经高度紧张！这位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以叶剑英当时的地位，他知道自己要为“两陈”大案翻案，那是回天无力，爱莫能助的。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１９５１年７月起，已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已解来北京，但不知道囚于何处？夫妇两人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去，也许怕陈泊再死，她才被允许受到严格控制的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悲愤，竭力装出轻松的神情，言谈中只讲好的情况、讲假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这个蕴藏着坚强毅力的优秀革命女性，虽说心里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但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党提出申诉。不久，她通过全国妇联，将一份七千多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亲自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经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听到这儿，忍不住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是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的期望，在西花厅门外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话果非虚。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陈泊、陈坤的案件，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然而，令周恩来也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过问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接下来的情形可以想象：不但丝毫无益于对陈泊的判决，而且以后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
与吕璜一样，许多人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错案纠正起来如此艰难。直到十几二十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明白：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各管一摊，一些领导人还像战争时期那样，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不可更改，别人也很难插手，甚至出现越插手越糟糕的情形。什么叫左倾？这也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上的“左”倾！
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左”的观念与做法进程的不断深入，陈泊蒙受的冤屈也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拂去历史的尘埃，陈泊所蒙受的旷世奇冤，仍令我们的心沉甸甸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世纪，但愿这种贻害无穷的“左”倾做法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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