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
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
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现在你再回头看我对“神机营”一文的批评，应该会了解到我为什么耻笑他只列火器数量便敢发豪言，为什么要求列出技术参数和战果叙述。在我看来，他所引述的那些数目字和好听的名字，不过是当时明军将领领饷的证据，如同小皇帝大婚时臣子们的礼单，好听好玩的词儿不少，能吃能用的不多。
(二)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楊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協助徐氏刪定《句股義》（即几何原理）外，還撰有《經武全編》和《西法神機》等兵學書，以及《西學雜著》、《幾何用法》、《幾何體論》、《泰西筭要》等數學書。”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讓其「相度要害，置成數臺；鼓勵豪傑，練成萬騎；鳩集工料，造成百銃。而後翼以鳥銃、弓矢一萬，短刀、盔甲各一萬，車牌各一千，長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撓掣的情形下，則「半年內可固都城，一年之後可巡邊邑」，末並稱：「此公務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內，莫遇同心，則蕭蕭班馬揮手自茲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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