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入侵时，保卫京津的清军部队装备相当精良，且人数众多。1900年时，清军通过洋务运动，已进口和仿制了大量先进的洋枪洋炮，设立一批军事学堂，派遣数以百计的军事留学生，编练了新式的陆军，这些活动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从冷兵器、半火药兵器时代，迅速跃升到火药兵器、半机械化的时代。当时守卫京津的系武卫军，为六万人的精锐部队，均分别受过德、俄式训练，装备有毛瑟枪、快速机枪和各种大炮。武卫军加上其他清军达十几万之众，却败在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之下，其教训发人深思。

　　封建传统严重制约 军事教育健全的发展

　　封建社会“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重文轻武”，也严重阻碍着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晚清时期“重文轻武”的风气继续蔓延，军人社会地位低下，流行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兵的地位远在士农工商之下。在军官的晋升上，科举取仕仍占据绝对优势，文官的官位比武官往往更受人尊敬。通过近代化练兵崛起的乡勇将领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铭传、郭嵩焘等，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都寻求转任文官，以示朝庭的奖赏。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只好规定“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李鸿章于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呼吁“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使近代人才升迁，但直到1901年清廷才宣布废除武科举，其时已晚。直至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教育地位仍然很低，除在凤毛麟角的新军军官以外，大多数的军官选拔、任命，仍是裙带式的推举，或是武科举考试。在总理海军衙门存在的10年间，先后有10位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任职，竟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是八旗子弟。这些人没有专门的海军知识，也不真心为海军建设事业办事，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私利。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新军受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新军虽然着重于现代特征，但受时代的影响，封建陋习业已深深渗入新军之中，如地方主义、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忠于个人的观念、党派主义和军人干政等。洋务派将领既然自行招兵、发饷和训练军队，就继续对那些仍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军官的任命普遍存在着裙带风，以及靠恩师、门生、故旧等封建关系上。袁世凯在人事上大势收罗亲信，建立从属于自己的班底，笼络淮军旧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日学生，使其效忠袁本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兵为将有”的问题，以至于国家需要新式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时，居然会发生部分新军拒绝履行义务的事件发生。袁世凯此时驻山东一万多人的武卫右军装备有德制毛瑟枪、机关枪、大炮，他仅装模作样地派出了新募的3000多人的地方部队，而不是自己的精锐部队。张自洞的“自强军”有受过德式训练的7750人的精锐部队，在“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袁、张两人作为中国的将军，却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扯起了“中立”的旗帜，不去京津地区打联军。此举让八国联军也深感幸运。

　　对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的认识十分落后

　　受当时社会科技、经济、教育等的影响，近代清军的军事教育整体理念仍处于冷兵器战争时代的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可怕的是无法满足近代岌岌可危的国防的需要。清军的军事教育未能有效地解决各级军官指挥能力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后勤缺乏效率等问题，最严重的是军官们不会协同使用各兵种，更不能解决久已存在的贪污腐败，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的问题，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由于对近代军事教育认识不足，新军缺少陆军内部各兵种的协同训练，更缺少必要的陆海军的协同训练。其恶果是，甲午战争中，海军与陆军的协同动作严重脱节，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时，海军只顾“避战保船”，等到日军围攻威海卫时，陆军援军却迟迟未到。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新军在这方面的问题改进仍然不大，外国观察人员对此评论道“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军官。军官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兵种的经验。其结果，当然是士卒对他们的领导人极少信仰。”

　　新军战法的落后，其实也与当时的洋教习不尽心尽力有关。虽然德国教习受高薪聘请、虽然日本的教习有着胜利者的自信，但德、日等国的军事教官同样担心中国军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出于其民族的私利算计，都不愿把最先进的战法教给清军，教学内容多为过时的东西，只是相对于清军还是先进的。据《东方杂志》记载：德皇曾密戒其陆军中人，不许以适宜之战术授之于中国。教给清军的不过是普法战争前的旧战术，而且仅限于士兵的战术，士官以上的知识，都秘不相传。

　　即使在德国或日本教习的监督下，当时也很少有部队作过野外演习，部队也仍然有用弓箭与火绳枪来打靶的，尽管本来可以用毛瑟枪和克虏伯大炮来训练士卒；更有甚者，居然有人把他们的新式武器储存起来，让部队使用老旧的器械。由于缺乏保养，有的军官竟一任现代武器朽烂。

　　严重的形式主义

　　近代军事教育存在的一大致命伤是形式主义，在平时训练中摆出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来欺骗上司和舆论，到战时则受到战争毫不客气的惩罚。

　　从陆军来看。清末的新式军队，喜欢以旗帜鲜明，衣着耀眼，刀枪夺目和锣鼓喧天造成一种军威雄壮的景象。其次，陆军醉心于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队列操练上，而队列的价值除了可壮声势，可用于阅兵展览外，实际价值实在没有多少。衣着光鲜的士兵走着德式步操，看上去确实好不威风。包括袁世凯的部队，也难免俗，其队列演练和器械操作的良好程度，使来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家看了也为之神往，他断言“有些部队的体育锻炼简直能与马戏团和杂技团相比。”过度的队列练习和体能训练其实有损于士兵的健康，如果清军将队列操练的时间分出哪怕是三分之一用于野战演习或射击练习的话，清军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就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了。这种只重外表而不重实效的现象，部分原因在于有的新军领导人错误地将西式战术理解为队列训练，但更大程度上，是他们企图以雄壮的军容来打动大员们，以期让他们产生好的印象。而昏聩的大好老们往往是只凭操场上的本领来评判一支队伍的。

　　这些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受到中外军事历史专家的一致抨击。美国军史专家鲍威尔指出，其实在真正打仗的时候，东三省的红胡子大匪或者南海的海盗作为游击兵，尽管他们没有好看的军容，但也许会比多数的清军有更高的战斗价值。

　　战斗意志教育严重缺损

　　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董福样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军，装备和训练都较差，却让八国联军在初战中大栽跟头，伤亡达三百多人，被西方人称赞为“暗底下却是些好战士”。马、聂两将军的部队，在天津地区的奋战充分证明战斗意志的重要意义，证明了清军如果有足够的勇气的话，完全有乘胜进攻和勇敢袭击的能力。

　　在训练与装备都不足的情况下，高昂的战斗意志是可以极大地弥补战斗力的。然而，守卫京津的清军部队往往成了“有钢无气”的部队，动辄遇敌一触即溃。外国的军事专家就此专门批评道，当八国联军入侵时，“中国军队的全部训练都不行，射击训练很糟，小型武器射击往往不准。没有充分使用骑兵，即使在装备很好的时候，中同人一般都宁愿保持守势。他们的侧翼及后方只要一受威胁，他们总是立刻撤退。”

　　与战斗意志薄弱紧密相关是主动精神的欠缺。即使是教育程度最好的袁世凯的北洋军也是如此。在袁设立的各种军事学堂中，不但有军官，而且有许多士兵也受新式的教育训练。但是，旧教育的影响还很深，学堂继续让学生死背书本，着重于教条的字义。这样的军队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战场上，怎能不一败涂地呢？

　　晚清的军事变革说明，单靠买来的洋枪洋炮，是不能完成近代化军事变革、挡住外敌入侵的。须知，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必须踏踏实实地搞好包括军事教育在内的军事变革，使人和武器达成有机的结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蓬勃的朝气，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