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要说老蒋卖国，确实也有点冤枉他。可惜他的爱国方式是：“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这是一种“落后只能挨打”的悲观理论。由此看来，说国民党在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没有冤枉了它。“不抵抗”的恶名是国民党自己挣来的，怪不得别人栽赃。
37年前后，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说国民党奉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体上并没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国民党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此，共产党并没有一笔抹杀。《毛泽东选集》总应该看过吧？其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论联合政府》，毛选一卷本P1037)“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P370)
因此毛泽东又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同上，P365)”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同上，P366)“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同上，P369)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的问题虽然不在于不抗日，而在于片面抗日，但是国民党的失策造成的影响是及其恶劣的。
首先，国民党自己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更害怕共产党发动群众，因而压制群众的抗日。38年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38年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共产党那边。
其次，“单纯防御”而不是机动作战使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损失惨重。有时一天之内，竟有10团官兵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失败情绪。而单纯的横向防御，往往一点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线崩溃，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溃千里。原先预设的二线阵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沪会战中，张治中率部花费数年功夫兴建的吴福线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放弃了。37年11月，抗战正式爆发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了。
同时期，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逆向而上，杀向敌后。敌占区的广大民众，急切地盼望有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保家卫国。在共产党那里，他们看到了希望，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就以冀中根据地的开辟为例。37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53军388旅691团，拒绝与大部队一起往南长途竞逃，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师抗日。他们与共产党保属特委组织的河北游击军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38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一起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在冀中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
再看地方政府，晋东北18个县的县长大多逃之夭夭，留下了五台县宋劭文和盂县胡仁奎两位县长，与共产党合作，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从改编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新四军也开辟了苏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开始时的1万人发展到2万5千人。到38年底，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日军已经达到40多万，占侵华日军总数68万(东北地区除外)的58%，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了抗日的主战场。
由于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自38年11月到39年7月的9个月中，日军在8个月中以85%的兵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仅以1个月的时间用15%的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局部进攻。
同时，日本对国民党加强了政治诱降，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极欲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到了39年11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进而从“政治限共为主”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主要进行局部的有限进攻，实施“政治和战略上”的压制性作战。每次作战通常在一个月之内，且往往在到达预定地区后即行停止或撤回。国民党军队则始终在战略上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缺乏对敌军的主动进攻，因此在南昌、随枣、枣宜、豫南、上高、长沙等一系列会战中，尽管广大爱国官兵不乏英勇抗敌，壮烈牺牲，却往往不能打破日军的作战企图。
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和基地，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了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对国民党则继续执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当日军使用在华总兵力的72%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以“三光”政策闻名的最惨无人道的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反而沉寂了下来。
最能反映出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
欧战爆发后，英美对华支援转趋积极。40年10月，英国首先开放了封锁已达3个月的滇缅路，援华物质开始源源进入。41年11月，滇缅边境情况紧急，为了确保滇缅路国际交通线的通畅，决定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于是有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0万远征军作战5月有余，最终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
42年1月，同盟国正式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出任参谋长。史迪威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和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质后，才能作战。
在开罗会议期间，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的回忆录)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分别退往云南和印度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1944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10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才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装备却不愿作战的作法十分不满，几次要美援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并提出按战斗力来分配援助物资。44年9月为解救在滇西龙陵的远征军，史迪威提出调围堵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大军南下作战。这下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最终导致了史迪威的离任。从此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国民党的消极避战带来的是其军队的腐朽。
进入1943年后，美军于2月7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日军开始走下坡路。1943年春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后，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到43年底，基本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面积。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大片国土被解放，日伪军龟缩到铁路沿线的狭小区域中。
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急须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1944年春季，日军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遭此败绩，不由得蒋介石不感叹道：“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抗战中的表现，虽然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占绝对优势，却尽失民心；共产党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小的地位，力量相差悬殊，但却拥有民心。结果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便在三年半的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民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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