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祖籍广东，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就在此时，杨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的初春，蒋介石在总司令的盛装之外又戴上了军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政会主席的桂冠。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剪除政敌，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的前身。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杨登瀛出任上海特派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两次拜访杨登瀛，正式要他出山。
此时的杨登瀛，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看透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与腐败政治，不愿意为其卖命，但政治信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举棋不定。此时陈养山因组织农村暴动失利而由浙返沪，暂居杨宅。杨与陈养山多次倾心长谈后，意识到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将来之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经再三考虑，他向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便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抓住这一良机，与杨合作。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视，派陈赓同杨面谈。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要与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起初不免有点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赓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不禁渐渐地松了一口气。双方约定：杨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充当杨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不久，为提高杨的社会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巧妙打入敌核心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部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人其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一政敌时，便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从此张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经党中央特准，连德生定期将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弟徐思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杨为台柱，特准杨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杨登赢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杨登瀛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
20世纪2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租界内，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赢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动开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祖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声言明日听回信。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杨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不久，租界方面要杨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他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在兰普逊的眼中，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日本准备发动对华战争始，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的活动便日渐猖獗，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时，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祖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祖界巡捕房的动向。
利用特殊身份清除叛徒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人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5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使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沪，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让杨登瀛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杨马上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地下党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国民党自首的证据，便将这个叛徒抓获并处决。
有一次，杨登瀛接到南京特务机关的密电，称在共产党内部物色到一个告密者，时机成熟时，他会提供重要情报。过了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杨将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杨送去后，潭绍良拆开一看，正是这个告密者的报告。巡捕们立即出动，破获了平凉路一地下党秘密机关，当场逮捕7名共产党人。情报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产党人入狱的惨景，杨登瀛恨得咬碎钢牙，发誓抓住这个内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查访，却一无收获。也是这个内奸合该命绝，竟自己找上门来了。在他看来，杨是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一天，杨登瀛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手下人领了一个人进来，口称有要事报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对杨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报，并不无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功绩”，杨这才知道上次所送情报的告密者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不动声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通过最便捷的联络渠道，向中共地下党报告。得到杨的消息后，地下党立即行动，除掉了这个内奸。
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关入西牢。敌人将他绑在电椅上受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但这种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制成的野蛮刑具，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任弼时身上却完全失效了。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他也没吐半个宇。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即找到兰普逊，称任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出狱后，任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了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1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于是，杨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与杨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杨登瀛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及时转移。28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康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把“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之后，杨被顾顺章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被保释出狱。1934年，他又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总理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总理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总理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总理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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