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有人叫道：“快看！老百姓！……”哦，真的，前头有几位老人站在廊下，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还招手呢。我们也都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开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敌国的居民呢。在路上，当我听见空空如也的山村传来雄鸡的啼鸣，当我看见被战士们解开缰绳的水牛在安闲地吃草和散步，看见路边的桔子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躲在山上的越南群众肯回来看上一眼，他们对我军传单上申明的一切就容易理解了。现在，你看这几位老人的笑容象无云的天空一样晴朗，完全没有恐惧、疑虑或是屈从、陷媚的影子，乍一看，就象我们国内的老大爷在路边迎接野营拉练的队伍似的。他们的笑容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中国军队两天来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大家草草吃了一点干粮，就各忙各的去了。我们跟上做群众工作的一路，回头来访问这座在地图上盯过无数次的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条街总共有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少数农户和官员家属外，大部分以经营手工业和小买卖为生。其中有四十多户华侨，凡留下的，都在近两年加入越南籍了。县医院旁边有一间“中华会馆”，墙壁已斑驳残旧，里面堆放着一些积满灰尘的条桌和长凳，其冷落凋零的局面，正与当局迫害、歧视侨民们的处境相似。但它与侨民们同样是无辜的，门旁那一副被青苔剥蚀的对子：“越都过国来此地共叙乡情，隆梓兴桑登斯堂必恭敬主。”表示了我国侨民安分守法的态度。
在百货商店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我们访问了一位六十八岁的华侨老人。他祖籍广西，过来已经五代了。早年以伐木为生，识得一些草药，略通医道，晚年便成了他糊口的生业。老人一边整理他的药材，一边告诉我们，他老伴和三个孩子都上山了，公安逼着走，不走不行，他自己腿脚不好，偷偷躲在防空洞里了。他说他不懂也不敢过问国家的事，但是他说，一九七四年以前和中国友好，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每月口粮是十六公斤。现在不和中国好了，每月口粮是十公斤，其中一半是玉米。烟、酒等日用品也没有了，只有干部才能得到。一架单车，卖给干部是二百多元（越币），他们一倒手，上了黑市，卖给老百姓就得七百多元。政府总说苏联好，肯帮助我们，可是除了门口贴的苏联纸旗和商店里的黄头发塑料娃娃，什么东西也没看见。现在家里的用具都还是七四年以前的。他一提醒，我们才留心这小小厅堂的摆设。只见一套茶具，是景德镇的瓷器；铁壳热水瓶是“西湖”牌的；倒扣在空酒壶上的玻璃酒杯虽然没有中国标记，但我认出，它和我家里用的是一模一样。这些小小物件虽然微不足道，可它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已通过无数的毛细血管渗透到越南人民的生活中，黎笋集团纵有造谣的天才，想抹掉它也是不容易的。
离开老人的家，但见街上又有一些部队和支前民工开上来了，纷纷坐在路旁喝水、休息。政治部的同志办事利落而又周到，已在街口立了两块大黑板，一边写着：“同志们，辛苦了，保卫祖国边疆立功劳！”一边写着：“部队和民工同志们，遵守纪律，勿入民房。”为了防止后来的部队分不清机关和民房，他们在所有民房的门上都贴了写着“禁入民宅”字样的封条。商店和仓库都派了岗哨，等候统一清点和处理。
政治部的杨管理员也展开了他的工作，正提着缴获的半口袋硬币，四处张罗着买点青菜为大家“改善”一下。可是他困难很大：小小县城既无菜店，也无菜园。居民们门前虽然种了一些，可是主人不在，提着钱袋寻不见卖主。最后经请示，决定用粮食换一点。就这样，他请翻译写了张条子，压在二三十斤大米下面，然后割了十几斤青菜提走了。
中午，我们回到驻地，看见门前有一群人围着什么吵着骂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袋从敌人仓库里缴获的大米，那麻袋是翻过来用的，打开一看，里面印着四个大字：中国大米！
不一会儿，清查敌人军火仓库的同志也回来了，在这里共缴获重机枪四十四挺，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地雷五百个，六0炮弹七十三箱等一大批弹药。其中不少是我国当年援助的！
中午这顿带菜叶子的大米稀饭本来十分难得，可还是压不住大家肚子里的火气，边吃边骂着越南当局背信弃义。和这样的敌人打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再想想我们的战士，忍着一路战斗跋涉的劳苦，宁愿顶着太阳坐在路边，披着露水宿在草坪，也一动不动民房，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离开东溪以后，我们又到过省会高平和几个县城，但总是忘不了东溪的一切。那里后来成了我军的临时战勤基地，前运的大批弹药、给养和后送的俘虏、伤员，都从那里经过。我们的工兵战士还修好了几台打米机，把从当地国库缴获的稻谷加工成米，直接运往前线。撤退之前，有几位记者又到东溪去了一趟，他们带回的消息说：那里虽然有大批人马经过，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驻东溪的部队、医院和俘转站撤退之前，又对全城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考虑到群众回来后缺粮吃，他们在每家都留了一些大米和盐巴，后来觉得米太少，又给每家添了一些稻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