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1月29日下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胜利返回地面。

　　“尖兵”的成功，并未使批判张爱萍的制造者感动，相反为他们倾注了激情。张春桥闻讯咬牙切齿：“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响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在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的汇报会上，江青说：“张爱萍不是个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

　　原定1月8日对张爱萍的批判大会，因为周总理的逝世而取消了。张爱萍悲伤地讲道：我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总理的健康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大，愈演愈烈。国防科委党委也把批判张爱萍的浪潮向横向延伸，与七机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联合起来，对张爱萍要打一场“人民战争”。

　　一天，张爱萍感冒到301医院治疗。他给科委写了封信，说明科委工作由陶鲁笳主持，同时也报告了叶剑英。

　　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张爱萍的病情，同时告诉他说：“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着气，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不久，聂荣臻元帅也专门到医院看他。仔细询问病情，嘱他安心治疗，还特地告诉他说：“听说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你的后台，这话他们说对了。我就是你的后台，这个后台我是当定了。”说着，他还愤愤地用手杖击了击地面。张爱萍不胜感动。直到十几年后，聂荣臻架鹤西去，张爱萍赋诗悼念，诗中还特地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浩然正气张。”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中央要求：批邓，要联系各个系统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对此，国防科委创造性地执行。在加大力度批判张爱萍的同时，党委专门开会研究，扩大批判范围，把原来随张爱萍参加七机部整顿工作的同志，也列为批判对象。张爱萍得知后，当即在病房里给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的内容是：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这样，扩大批判范围的决定只好告吹，其火力也就加倍地集中在张爱萍身上了。

　　1976年1月初，国防科委党委、七机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联合决定：1月8日召开由国防科委及七机部也包括二三○厂的职工，还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八千人大会，批判张爱萍。

　　1月8日早晨，张爱萍早早起来，刮须净面，以迎接这场战斗。然而，这天却没有开会。翌日，中央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里，突然播出了哀乐。张爱萍不禁一愣。接着，播音员就以沉痛的声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如五雷击顶，张爱萍顿时一阵晕眩，险些跌倒。

　　周恩来逝世，张爱萍有天塌地陷之感。当他得知“四人帮”利用其窃取的权力，对总理的悼念活动颁布种种禁令：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不许去天安门广场，还明令报纸不准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时，他勃然大怒，以手杖击地，大骂“畜生、畜生”，恨不得挥枪前往，尽扫奸佞。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在许多老同志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在医院设立了一个小灵堂。

　　张爱萍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拄着手杖，到灵堂里祭奠了周恩来。

　　原定1月8日对张爱萍的大会批判，因为总理的逝世而取消了。张爱萍曾给一些同志讲：“是总理在保护我，用他的走来免除我的一场灾难。然而，这个代价太大太大了！我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总理的健康。”

　　1月18日，对张爱萍的批判大会重新举行。当主持人宣布“张爱萍检讨”时，全场七八千双目光一齐投向了久未露面的张爱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