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午夜，毛泽东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第三次直陈：建议第一兵团暂不过江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我3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这4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4个主力军，我3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3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歼敌3个至5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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