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解放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南线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粟裕三次向党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证明：如果当年没有粟裕将军卓越的胆识，一切从战局的实际出发，及时地向中央力陈自己独到见解；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胸怀宽阔、虚怀纳言、从善如流，不失时机地采纳粟裕的意见，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的伟大篇章。
对粟裕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中原逐鹿”的关键时刻，“子养电”斗胆直陈，集中兵力中原歼敌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这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成为国共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用5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粟裕又继续观察思考40多天，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
中央军委下令渡江南进的时候，粟裕再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与陈毅正在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拟令粟裕率部渡江南进。
五天以后，1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请粟裕“熟筹见复”。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一方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深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他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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