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地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

　　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

　　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军委会上拍案而起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彭老总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

　　“我去时，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个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他看中了张爱萍。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并，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果然，在议案会上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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