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南京迁至北京，住进了什刹海前面的一条胡同里。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德怀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经历长征火与血的洗礼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11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

　　我找到父亲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

　　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

　　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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