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一举成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震动。西方新闻媒介接连作出报道和评价，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是世界“特等重大事件”，“中国已经在核技术竞赛中成了第三个原子大国，将英国、法国甩在了后面”。
两个月之后，聂荣臻于1966年12月26日，又一次在东风导弹基地主持了最新研制的中程地地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并且获得了成功。
时隔半年，聂荣臻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主持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驾驶轰-6甲型飞机执行氢弹空爆试验任务的徐克江机组，在第一次因驾驶员心情过度紧张而漏掉一个动作之后，第二次飞临靶标上空，顺利实施了投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倏然间，蓝天上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如同突然产生的太阳，与另一个正冉冉升起的真正的太阳同时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原先一片沉静的天地，在这异常猛烈的爆炸中发出了阵阵颤栗……
算起来，几个有核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时间，美国是7年零4个月，苏联是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的前面爆炸。
中国在尖端科研领域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令世界感到惊诧不已，认为这一切如同神话一般不可思议，但对中国自己来讲，实际上完全是一步一个脚印，有条不紊地依照计划进行的。在“两弹”结合试验之际，中国亦已着手进行潜地导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但是，就在一切工作向前顺利发展的紧要关头，一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中华大地上开始泛滥，逐渐演成汪洋恣肆之态，各个方面无一幸免地受到了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的，这场风暴在全国刮起来之后，也逐渐冲击到了军队。
8月下旬，聂荣臻在第55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等科研单位的任务很重，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只进行正面教育。随后，中央军委下发了一个指示，决定军队内部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保持科研部队的稳定。
这一年，东风基地担负的发射试验任务是极其繁重的。除了“两弹”结合试验和中程地地导弹的首次发射试验之外，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为了防止苏联入侵，东风基地需另外勘建靶场的指示，基地还要着手分散建设各个型号导弹的发射试验场区。从5月底开始，张贻祥率领国防科委、七机部一院、工程兵设计院和东风基地组成的联合勘察组，对吉林辉南、抚松、靖宇、柳河、通化、敦化等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最后确定了东北导弹试验场的场址。随后，勘察组又飞抵山西，对吕梁山区的石楼、隰县、柳林及陕北的神木、榆林等地进行了勘察，最后，经过反复论证确定，开始建立华北导弹发射场。与此同时，东风基地还担负了参与论证和研制洲际导弹测量船及人造卫星跟踪船的任务；为了中程地地导弹和远程洲际导弹的发射，对发射阵地进行相关的工程扩建；为了躲开“文化大革命”干扰，接管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建设各个卫星观测台站，等等。
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虽然东风基地已根据军委指示，明确规定不搞“四大”，坚持以试验任务为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积蓄已久的洪流，已经发展到任何堤坝都难以拦堵的地步了。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并不能使东风基地逃脱这场劫难。
首先发难的，是东风基地一个团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原来是该团后勤处的处长，后来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被提升为团参谋长。1966年底至1967年初，这位参谋长找到该团政治处主任，一起串通和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发起夺权事件，批斗团长李振海和政委竹林。副参谋长刘清贤不同意这种做法，干脆连他也一块批斗。
这两位造反派曾经私下商定，夺权之后，他们一人当团长，一人当政委。
就在这个团“天下大乱”之际，东风基地其他一些单位也乱了起来。基地办公楼和东风礼堂前贴出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公开鼓动人们造反；二部一些人闻风而动，起来夺部领导的权；三部一些人不甘寂寞，随即前去支援二部闹事，组织绝食请愿活动；文化部长田力在礼堂遭到围攻，无法脱身；设备所一些闹事分子冲击领导机关，喊杀喊打；允许开展“四大”的文工团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
东风基地的各项科研试验工作已经无法正常进行了。
各个试验基地和科研单位混乱不堪的情况，每天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聂荣臻那里，岂不知他现在也已经成了冲击对象。在北京火车站，十分醒目地竖立起了炮轰聂荣臻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比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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