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文字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但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50年代后期，划掉“无私”二字的缘由，才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理解。
原来，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报道和书刊等舆论宣传上，都一致赞颂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有“无私”二字。而注意到有“无私”两个字的人并不多，更少有人去思考和议论两个字的内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一边倒”地同苏联订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对中国缩短同先进国家差距的积极作用垂诸史册。然而，苏联提供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或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他说：“朝鲜战线稳定有几个因素，一是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日益丰富，二是有了坑道工事，三是装备改善，有了苏联的各种火炮。”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反坦克武器奇缺，当时全国全军只有缴获的美式60及88.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后坐力炮29门，但火箭弹、炮弹有限，入朝部队每个营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军每师有坦克140辆，88.9毫米火箭筒543具。
志愿军由于缺乏反坦克火器，只能靠战士机智勇敢地使用集束手榴弹、集束爆破筒和炸药包来进行反坦克作战，受地形限制很大。如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眼看着西线龙源里美军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突围逃走、东线下碣隅里美军坦克引导步兵逃走。第四次战役未能歼灭砥平里的美军，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阻挡住解围之敌军坦克冲入砥平里，与守军会合。在中国兵工技术专家和工人努力下，终于在1951年自制成功了90毫米火箭筒以及57、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弹药，下半年源源送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的反坦克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时间上晚了一年。
彭德怀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知晓那些不见于国内报刊的国际信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国内舆论上都反应谨慎低调。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黩武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美国官员把这一信息报告华盛顿，并心领神会。苏联有意回避了中苏同盟条约，即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不表态。
实际上，就连苏共书记赫鲁晓夫也坦率地谈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因此，彭德怀划掉“无私”二字，体现了他遣词用句的一贯严谨作风。
改“大跃进”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了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内容要点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和展望未来、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彭德怀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他对“跃进”一词有他的见解。他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产生质变的飞跃。因此，“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在彭德怀看来，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还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但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思想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1958年春节过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中央指示的权威性自然高于《人民日报》社论。按党章，彭德怀可以在思想上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准在行动上有任何微小的反对表示。《解放军报》自然也要投入宣传“大跃进”的行列里。
毛泽东于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其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彭德怀在会上就自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国内一系列事件和形势发展上，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他在小范围交心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上写道：“回想10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从这次会后，他的思想“跟”上来了，在八大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8月北戴河扩大会议上，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形势欢欣鼓舞，9月、10月到东北视察时，对东北“大跃进”形势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他开始产生疑虑，12月到湖南农村了解后，现实情况更促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导致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中共中央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也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彭德怀在公务文书运用名词概念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咬文嚼字煞费苦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来源:《党史纵览》作者：张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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