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重新聚拢起来时，战士们个个都戴起了“船形帽”，与韦杰留下了永恒的瞬间。
韦杰拿到照片后，高兴地审视着。
“两星减一星（中将为两颗星，列兵为一颗星），将军当士兵。你们看，还是戴上军帽精神些嘛。我们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走到湖南下大雪，部队没有冬装，打土豪分到一些布，什么颜色都有，自找裁缝做冬衣，穿出来一集合，花花绿绿的啥样式都有，那怎么能好看呢。部队嘛，还是要讲究统一，统一就好看，统一也是个纪律要求哩！”
团里进行射击训练考核，连长、指导员考虑韦杰到连队不久，为这事他们征求韦杰的意见，是否就不要参加考核了。韦杰说：“下到连队就算连里的一员，哪能不参加考核。”连长说：“首长参加考核可以，那就不算二班的成绩。”韦杰一听，气笑了：“怎么，你们怕我拉下二班的成绩吗？”
“不，不……”连长、指导员支支吾吾。其实，韦杰的话，正中了他们的要害，因为二班是全连的尖子班，年年射击成绩总评优秀，没有掉下过，他们担心这回要砸。
实弹射击考核那天，射击场上气氛十分热烈。百米胸环靶，9发子弹有依托射击，乒乒乓乓很快就轮到了韦杰。只见他熟练地装子弹、定标尺、举枪瞄准。“红二连”的官兵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韦杰将军，充满好奇。连长、指导员更是紧张，这是堂堂的将军啊，他要打不好，将军和全连的面子都不好看。由团长带队的考核组也亲临靶场观看。随着红色报靶杆一次又一次地横向晃动，一个10环，又一个10环！射击场上掌声雷动，报靶员高声大喊：“首长打中5个10环，4个9环，优秀！”有的战士激动得流下了泪水，简直比自己打了优秀还高兴！
韦杰沉稳地请报靶员把靶子拿过来，亲自当众点验后，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韦杰在“红二连”当兵虽然仅两个月，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品格，艰苦朴素的作风，深深地感染了连队的干部战士。而“红二连”官兵过硬的本领，团结上进的精神也在韦杰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连队。从此，“红二连”成了韦杰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窗口，只要他到重庆，“红二连”是他必去的地方。
要求降军衔的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衔制对全军指战员来说是个新鲜事，因此《条例》一颁布，就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想到肩上就要添“金”增“银”，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举为大元帅，毛泽东知道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不好搞的工作。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呀！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理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由于他不同意，所以此衔一直空缺。
在讨论评衔工作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可评元帅，李先念等几位同志也已被列入大将名单，这些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创建人民军队，参与重大决策，指挥重要战役，都有卓著的功勋，完全符合当时评定将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衔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们都主动让了，都提出“不要评了”。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又主管授衔工作的徐立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同时他也很受鼓舞。论资历，徐立清是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正兵团干部；论功劳，徐立清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新四旅政委，解放新疆功勋卓著，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徐立清都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但他却主动提出，自己是主抓这次评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后，徐立清向罗荣桓部长写了低授军衔的报告，申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罗荣桓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刚一坐下，罗荣桓就带着批评的口吻说：“评级评衔，这是中央军委定的，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的，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毛泽东赞扬许光达“是一面镜子，共产党自身的明镜！”
前有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后有许光达不要大将，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他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有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恳请军委和总部领导批准他低授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手里，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宋任穷副部长立刻开会商量，他们认为徐立清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授予他上将军衔是名至实归。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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