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攻城陷敌困，镇定指挥突重围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赣州城坚且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敌人在城内设置重兵据守，又增派精锐之师驰援，使攻打赣州的红军后来陷入强敌内外夹击的险境。本来，赣州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就向上级提出取消此次战役计划的建议，但未被采纳。战役打响之后，红军实施两次强攻均未奏效，造成很大牺牲，遂再次向上级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
一天午夜过后，黄克诚在师指挥所里正为战局忧心忡忡而难以入睡时，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他料定是敌人援兵已到，并采取突击手段，对我军实施内外夹攻了。走出师指挥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四处枪炮声响成一片，而看不见一个敌人。他急忙下令将师指挥所转移到100多米远处的隐蔽地段，并立即让通讯排架线接通与上级的联系。他抓起电话，向上级建议指挥各部队及早撤退突围。他对着话筒大声疾呼：“不能再犹豫了，若耽搁下去，想撤走也不可能了!”但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又不容前线指挥员相机机动指挥，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了。
为了尽量减轻部队的伤亡，黄克诚摸黑走出师指挥所，身边只带了一个通讯班。他循着密集的枪声走去，路上见到一些部队已被敌人打散，失去了建制指挥。黄克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果断地指挥一些零散部队乘夜突围。有的兄弟部队因未接到总部的突围命令，不敢贸然突围。黄克诚连说带劝，表示一切后果由他黄克诚负责。这样，才使得一些部队及时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
为了收拢更多被打散的部队突围，黄克诚继续四处搜寻。不料，当他走到河边时，敌人的机枪从不同方向向他猛扫过来，并清楚地听到敌人一片吆喝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他想，决不能当俘虏，必须设法突出去。借着枪炮的火光，他见附近有一家店铺，便带领通信班的几名战士，撞开店门，从后窗跳了出去，一气猛跑，总算把敌人甩开了。但是，由于黑夜辨不清方向，奔跑中又误入南门外的敌人飞机场。机场守军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未多作思索，便随口答道：“是一师的。”当时敌人增援赣州的部队中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机场守军听到黄克诚的答话，误以为是自己十一师的人，便没有细问。黄克诚趁敌人尚未察觉的当儿，带领通讯班迅即离开南关，跑到城南的一座山上。并就地收拢部队，组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待敌人再次组织攻击时，恰好我红五军团援兵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
此役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未得到上级授命的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措施，指挥部队突围，后又收拢部队组织抗击。这虽系抗命之举，但后来上级认为他当时那样处置亦属恰当，故未加追究。
界首鏖战处险境，临危机断渡险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当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师坚守在湘江岸边之界首，与兄弟部队共同控制渡口，阻击湘、桂之敌，以掩护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渡江。湘、桂之敌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湘江渡口猛烈夹击，战况空前激烈，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先后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鏖战两昼夜之后，至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湘江。
这时，湘、桂之敌越聚越多，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嫡系追剿部队也跟踪而至，而据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的命令。黄克诚意识到情况极端险恶，红四师有被敌人夹击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师长说，中央纵队已经渡江，我师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立即指挥部队撤离。师长认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能擅自撤离。黄克诚说，当前情况既危急又特殊，我们应当机断处置，不能坐以待毙。师长仍坚持不肯撤离。黄克诚感到在这种极端危急时刻，不能再有迟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态度严峻地对师长说：“你立即指挥部队撤离，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师长才指挥部队且战且走，渡过湘江西去，最后终于赶上了主力红军，避免了被围困歼灭的严重后果。
界首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四师战斗经历中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恶仗。如果不是黄克诚当机决断，红四师将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
舍身忘死救战友，彭总力挽刀下人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没作多想，便向师里交待了工作，从前线撤了下来。
黄克诚喘息未定，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就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面容严峻地对他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久经战斗、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来到第三师后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凭他对部下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黄克诚十分清楚，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肃反方针之下，所谓押送审查，实际上就是置之于死地的同义语。黄克诚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会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
然而，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据”。黄克诚自知再费唇舌已无济于事，便转身离开。
在赶回部队途中，黄克诚已下定履险抗命的决心，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们被捕上送。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他已顾不得许多。
过了几天，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一再向黄克诚催问，其言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黄克诚暗自思忖，这样硬顶下去，恐不是个办法。即使自己被撤职、杀头，也终难确保名单上的同志不被处置。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等过了这阵风头之后，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似乎再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万全之策了。
名单上的那几名干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们二话不讲，老老实实地按照黄克诚的吩咐，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躲藏起来。黄克诚则每天秘密派人给他们送饭，并一再关照他们好自为之。
又过了些日子，肃反委员会亲自派人到第三师来捕人。但找遍第三师所有的部队，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找见。黄克诚则对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期间，战事频繁。到了打仗的时候，黄克诚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兵参加战斗。一俟战斗结束，又马上上山躲藏。那几名干部明知自己凶多吉少。可没有一个人打算逃跑，作战中愈加勇敢顽强。一来是，他们与黄克诚相知甚深，知道师政委为了保护他们而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忍做出对不住师政委的事来。二来是，他们决心以忠勇献身精神，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红军的心迹，宁愿牺牲在战场，也决不当逃兵。黄克诚见到这种情景，愈加坚信这些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决心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好。
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那几名干部见平安无事，以为风头已过，便有些放松警惕了，战斗结束后也不急于上山躲藏了。此事终于被肃反委员会所察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肃反委员会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黄克诚得知，不禁痛心疾首。他径直来到军团政治部，怒斥肃反委员会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黄克诚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肃反委员会的不满；现在他又来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自然更不为所容。肃反委员会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
正当肃反委员会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将黄克诚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由于彭德怀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却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使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的事，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肃反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没有讲明原委，事后也无人提起此事，包括彭德怀本人也从来没有对黄克诚谈过这件事。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批判时，有人说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黄克诚莫名其妙，不知此言何所指。经过有关人员在会上的“揭发”证实，黄克诚才总算得知当年之所以没有被肃反委员会杀头，原来是彭德怀干预的结果。黄克诚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黄克诚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经岂止百战！然而，正如他那高洁无瑕的人品一样，他的体肤完好无损，从来没有挂过花负过伤。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系如此。如果认为黄克诚是个“福将”，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那倒不尽然。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不计其数，被打击迫害、蒙冤受屈更是家常便饭。如此多舛的命运，何福之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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