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果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至于，军队学习苏军中的问题，毛认为：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可见，1958年在军队展开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最初的命题。当时，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他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中央全会认为，虽然党和政府高度评价朱可夫的功绩，给了他许多荣誉，包括让他在党内担任一些高级职务，但朱可夫丧失了“B•N•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他以为他在“我国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是唯一的英雄”。朱可夫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清醒的人，无论在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的理解上，还是在他对国防部的领导工作中，都有冒险主义的倾向。”中央全会决定：解除朱可夫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历史表明，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何以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因为，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意识到毛泽东抛的这块石头是朝着他来的。中共党内的传统是，谁是领导，谁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总参谋长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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