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政治上素以机敏睿智著称，有评论称作是“兼有隐秀，伏采潜发”，性格含蓄内敛，善于收藏掩饰自己的感情，从不轻易流露，所以能够成就建国以来政坛所罕见的“不倒翁”。

　　可是，就在庐山会议其间，叶剑英先是“都激动得掉泪了”（聂荣臻语，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继而在会议结束返京之后，又一次“泪下”（诗句）。叶剑英究竟为谁流泪为谁忙？

　　庐山会议的记录上，在公开的大小会议上批判声讨彭德怀的一众人等，当中没有叶剑英的发言。叶剑英什么时候上山？是否两个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都参加了？参与批彭斗争的情况如何？目前没有查到详细的记载。但叶剑英肯定是在7月27日之后、7月30日之前上了山。因为7月27日，叶剑英还在军事科学院干部会议上谈学术研究的方针和方法问题（《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而30日上午，叶剑英已经与聂荣臻一起奉毛泽东之命，找彭德怀做思想工作、劝说彭反省检查自己去了。如此说来，叶剑英也是毛泽东搬“救兵”而受命中途上山的人员之一。叶剑英的眼泪，就是在劝说彭德怀的时候掉的。

　　说起彭叶之间，可谓恩怨情仇交织，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第一代党政军领导人当中，不在少数。彭德怀既救过叶剑英的命，也曾经将叶剑英整得很惨。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1935年2月的第二次遵义战斗中弹牺牲后，彭德怀指名要求叶剑英来接任军团参谋长一职。尽管叶剑英此时担任着军委纵队司令员，同时还兼管总司令部的工作，事务繁忙，责任重大，但作战前线更需要参谋长，经军委同意后还是危难受命前往协助指挥三军团作战。1935年10月上旬，已经改编为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彭、叶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被敌人发现，遭到冷枪射击。彭德怀一把将叶剑英按倒，不到一秒钟之内，一颗子弹呼啸着从叶剑英头上飞过。叶剑英对此念念不忘，多次对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范硕《夕照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叶剑英是内心极有主见之人，这样的经历，并没有使他成为三军团“山头”的人。

　　1958年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叶剑英刚卸任不久的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萧克被整得大口大口地吐血，叶剑英也跟着刘伯承，与粟裕以及陪绑的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人一起违心的被迫检讨。刘伯承还是带病赴京，随时有失明的危险。可悲的是，时间过去不久，批斗者与被批斗者却掉转了过来，主持“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彭德怀以及积极支持者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及其后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反党集团”。叶剑英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增添了“离愁”，书写了“泪下”，这是后话，再叙。

　　庐山上，毛泽东除了个别与彭德怀谈话，还亲自出马做彭周围人员的争取工作，譬如周惠，毛就直接问他与彭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声明“我是来挖彭德怀的墙脚”。与此同时，毛泽东派出一些人上门找彭德怀谈话，希望做通彭的思想工作。但如曾希圣，与彭的谈话几与审讯无异，从追问写信的缘由、服气不服气，扯到是否出国受了影响，转到是否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不满。这样的谈话，当然进行不下去。聂荣臻、叶剑英7月30日联袂来访彭德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敏感与尴尬的情景下，不得不为之。众所周知，由于个性等方面的原因，彭德怀与多数高层领导人以及大部分元帅相处得都不是很好。聂、叶之所以被毛泽东所看重，必然与彭德怀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沟通得好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性格方面较为善于转圜。核心一点，是公开立场必定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们奉命主要向彭德怀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为什么总是要在紧急关头都要搞一下？毛泽东要聂、叶劝彭，不要只是看文件本身，而要联系历史、联系现实、联系思想，作检查。（《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谈话的进程与效果，大概用彭德怀自己的感受更为接近真实，实在不宜加以裁剪。据李锐所整理的记录，情况主要是这样的：“为了促动彭德怀作检讨，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自己当时的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要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更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的危害。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前引《庐山会议实录》）在同一本书上，李锐还介绍了会议中的相关情况：“8月3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聂荣臻侃侃而谈，叶剑英却缄默不言，两人的性格可见一斑。而叶剑英此时，似乎更有着复杂的心情与难言的隐衷。

　　庐山下来后，8月18日在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一边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与会人员联席会上讲话，给彭德怀定下“居心不良”、“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到我们党内来”、“里通外国”等罪名。12日，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彭黄反党集团的决议》后闭幕。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30日，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

　　就在此前的9月13日，叶剑英抄录了杜甫五言长诗《晦日寻崔戢、李封》的最后四句，并将最后二字“沉浮”改为“离愁”，书写在《苏曼殊大师诗文集》的封面上，变成了“当歌欲一放，泪下恐难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离愁。”这里的“泪下”，发生在事件后果不断恶化的行进当中，不再是庐山上所流下的热泪，应该是隐于抄录者心间的思绪。联系原诗的写作背景、原作者当时的心境，联系抄录所用的文集集主身份、性格、经历，加上抄录者所作的改动，或许还可以联想得再远一些，结合自1952年以来叶剑英所经历的风雨坎坷，包括他喜爱写诗的特点、1954年所作的《青岛》、庐山会议期间所作的《庐山》，更远的看看毛泽东与叶剑英的交往历程，等等，我们又可以从中窥探到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