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象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难有善终。汤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四十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厉害。
日军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但是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的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是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而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的国土人民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丧师感到耻辱，却把事情都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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