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时候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王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四十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四十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四十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上，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种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是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共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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