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128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帅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也不是没有胜望。
但是也可以看到汤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在中国战场屡建功勋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
汤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的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汤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十一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炒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的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基本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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