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接到肖劲光的信和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立即将中央首长批示向海军党委传达，并责成专人成立调查组，对信件反映的问题及海军“四·五”会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海军党委常委成员都清楚，所谓“肖劲光上贼船”完全是江青、张春桥联手炮制的一个冤案。接到总政通知的当晚，他们便连夜召开会议，给党中央起草了报告。“报告”郑重说明，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是“四人帮”强加给肖劲光同志的。“本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建议党中央撤销肖劲光同志‘上了贼船’的结论。待中央批示后，我们将在全海军和现在正在召开的党委全会上，予以宣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除李先念不在北京外，其他人都迅速圈阅了海军党委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劲光病得很重。我的意见，对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七二年至七三年的会议，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十大’时，总理在人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时，当时见到劲光，总理对劲光说‘你经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迫害的。”考虑到肖劲光病重，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特意批示：“要迅速告肖。”

　　与此同时，总政调查组的调查、复查工作业已结束。为了彻底消除影响，韦国清根据调查的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在简略地介绍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后，对作为肖劲光“上贼船”证据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说明：

　　(一)关于林彪找五人谈话问题。林彪为了解决其死党李作鹏和张秀川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巩固他们在海军的阵地，并为了在“九大”向党进攻做准备，于1969年1月25日找李作鹏、张秀川和×××、×××同志谈话。当时因肖劲光同志是海军党委书记之一，也临时找肖劲光去参加了谈话，而林彪谈话时始终是强调李、×、×、×这个“战斗集体”要以李作鹏为核心。林彪说什么“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一条线是不相信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林彪讲的这些话是对李、×、×、×的，而对肖劲光同志则另外讲了一段话。但“四人帮”却不顾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硬把肖劲光同志打成林彪线上的人。

　　(二)关于“九大”选举没有投所谓“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票”的问题。党的“九大”选举时，肖劲光同志认为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姚文元、张春桥，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所以没有选他们。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四人帮”不顾党纪国法，查了“九大”的选票。当知道肖劲光同志没有选他们时，对肖恨之入骨，进行政治陷害，故意将其与李作鹏在“九大”时布置选谁不选谁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给肖劲光同志加上不选“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

　　(三)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问题。肖劲光同志是相信了有人反对毛主席时才在华北组发言的，本来是属于上当受骗而不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布置。但“四人帮”把肖劲光同志的发言无限上纲，混淆是非，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向党进攻联系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四)关于“北兵南调”问题。“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肖劲光同志执行了指示，是没有责任的。1973年中央10号文件中说肖劲光同志“负有严重责任”是不对的。

　　(五)关于所谓顶撞“中央领导”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肖劲光同志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经批准，积极主动地解放了一批干部，而张春桥为此怀恨在心，妄加指责，当时肖劲光同志进行了申辩，是坚持原则表现。把这说成是顶撞“中央领导”，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号)，批转了总政的“复查报告”。同时决定，撤销张春桥插手搞的1973年中发10号文件(文件中涉及其他人的问题，建议海军另行处理)，将中央本通知连同总政的复查报告，在(1973)中发10号文件传达范围内传达，海军传达到全体干部。至此，历经六年的时间，“肖劲光上贼船”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又过了八年之后，1987年9月13日，从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位上退下来的肖劲光，在家中迎来了半个多世纪风雨与共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都是耄耋老人了。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他们讲历史、讲现实，讲惊心动魄的“文革”风雨，讲这段“上贼船”的前前后后。抚今思昔，感慨不已。讲到动情处，陈云当场挥毫，将一大字条幅“书赠肖劲光”。道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仕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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