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1955年的9月27日，从这一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自己的元帅、将军！

　　这一天，是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经过弹雨洗礼的革命军人光活鲜亮的日子，它理所当然地被载入革命历史史册，成为我们的永久记忆。

　　1955年，我任某师副师长，被授予上校军衔。

　　这年的10月，我正在华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学习文化，没有参加部队的评衔活动。一天，华北军区某军干部部门的领导来到速成中学，宣读了授予我上校军衔的命令。随后颁发了任命状和标志上校军衔的肩章。穿上军服，佩带军衔，32岁的我更显得英俊高大，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思绪万千。

　　1937年的1月，我14岁，正在野外为地主马社家割枯草的时候，一支红军部队从路边走过，红军官兵看我个子大，穿得破烂不堪，大冬天里还在野外割草，料定是个苦孩子。有人就跟我搭话，我说，我想跟你们当兵吃粮，不愿给地主扛活了，太受罪了。一位红军干部说，行。于是我也没给家里打招呼，就毅然跟着他们当了兵。之后，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华北地区打鬼子，除汉奸；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新保安战斗、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贺兰山剿匪；参加了抗美援朝，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受了六次伤，由一个给地主放牛、割草的穷孩子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级干部。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与我同时参加红二方面军的同乡有700多人，但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牺牲了，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幸运的。我能在我们的军队实行制度改革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校军官，心情怎么能平静下来呢！

　　记得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我率领的团队突破临津江、苦战五龙洞、鏖战金谷里、坚守国赐峰，恶战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五龙洞一战，我们团战斗减员百分之六十以上，3000多人的一个团，只剩下900多人。1营仅剩150余人，营长、教导员都牺牲了，各连多者50人，少者只剩10余人。战斗之残酷，场面之惨烈，无法用语言形容。

　　回忆当年的战斗岁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牺牲的战友！要说荣誉，应该属于他们。因为有了他们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1960年8月，我被任命为某师师长，同年10月，我师划归工程兵建制，我继续任师长。在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评定军衔和晋升军衔要求十分严格。自1955年我被授予上校军衔到1964年晋升为大校，期间经历了10个年头。记得我晋升大校时，师里唯有我一个人是大校。我初佩大校军衔，双肩8个星，闪闪放光，大家都很羡慕，我也觉得很神气。当时我师正在进行一项大型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陪我到施工现场蹲点的机关干部经常跟我开玩笑，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师长，你看看，就你肩上的星最多，把军衔的牌牌都占满了，你得请客；师长，你是满天星，我们只有一颗星，多一颗星，请一次客，你至少得请6次客，不请客，我们不答应。我连说好、好，我请客，今天我就请你们，请你们到坑道被覆现场提浆浇灌，让你们吃个痛快、喝个痛快。话是这么说，我还是让通信员到小卖部买了几斤水果糖，让战友们分享我的快乐。

　　韶光易逝，转眼间，我参加革命已经70个年头了，离我第一次被授予上校军衔的1955年也51年了，我这个当年14岁的红小鬼，现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从枪林弹雨中走过的人，对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辛，那种壮烈，那种视死如归的刻骨铭心，是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因此，我想告之我们年轻的军中战友，要格外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军衔，让它与我们的奋斗、荣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陈光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