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候，聂荣臻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不很负责任的话，做一点不太肯负责任的事，时过境迁之后，他也可以给自己找到台阶说“被迫”的嘛，然而，聂荣臻没有这样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待第二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讲话）
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唐生智的证词，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名一生都为名利奋斗的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八十年代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以往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是，其背景之深、影响之广也是值得研究的。王震调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根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吴江的回忆，王震曾经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公开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一批王八蛋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谁让小平退休，谁就是三种人！”可见，斗争形势也是不含糊的。中央党校准备清洗三个人，一个是吴江、另一个是阮铭，还有一个是孙长江，这三人都是真理大讨论时的功臣，也是胡耀邦所信任的人马，整倒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孙长江因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陈云，以致于被步步进逼，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田地（指的是没有人敢接收他去工作）。以后《科技日报》要他去做副总编辑，结果仍旧被追究出来，这个时候，聂荣臻出面了，他给陈云亲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同志地回忆，基本如下：
陈云同志：
我不了解孙长江同志，但是，我了解林自新同志，他在《科技日报》做总编辑，是一个很老实地同志，对党忠诚，他请我向有关部门问一下关于孙长江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相信林自新同志是讲了老实话的，据他说孙长江同志也是一位老实的同志，我想请陈云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几位同志的政治前途，故而打扰。
敬礼
聂荣臻
（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和《聂荣臻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通信记录》）
陈云接到聂荣臻的来信之后，非常重视，亲自批示道：“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实，并请转紫阳同志阅处。”
很显然，聂荣臻的这封信救了孙长江的同时也救了后来的张显扬。他以衰老之年还是保住了一批正直诚恳的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做了总书记，聂荣臻在一九九零年针对有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抓动乱十九种人的意见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动，这几年我们搞的不容易，一旦扩大了（指抓十九种人），后果就不好挽回了，抓容易，影响坏了再挽回就不容易，我们不能总是出尔反尔。”事后，聂荣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人给×××带话，停止抓十九种人，应该说这是聂荣臻为中国知识分子界立下的最后一个大功劳。
回顾聂荣臻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聂是比较老道的，也算是精于政治斗争，富于政治斗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残酷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也就完了。他是中央苏区最早坚持宣传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高级红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被罢黜之后，高级指挥员中只有聂荣臻和林彪去看他，向他请示工作；当邓小平面临第三次被打倒时，军队中的事情已经不再请示这位军委副主席，而聂荣臻对军队主要领导说：“小平还是总参谋长，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你们不向他请示工作，向谁请示工作？你们不去，我去。”邓小平被打倒之后，聂荣臻是邓家门可罗雀中罕见的访问者之一。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但是，你要看看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被罢黜的时间段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投机呢？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问寒问暖呢？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和人最后的位置也就相差在这里，伟人同样是人，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些事和一些人。
如果具体说到聂荣臻的个人，聂有些像王猛、法正，属于恩怨分明一类的，人无完人，所以，求全责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历史还曾经记录下这么幽默的一幕：““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短视的政治侏儒黄永胜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的失败和可耻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也永远不会填平他和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元帅之间的天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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