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西花厅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
开国总理的家庭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与母亲一起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非常岁月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像，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当两人来到医院，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9点57分，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据《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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