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西北的河池地区大山深处，有一小山村——东兰县劳石乡新烟村弄英屯。１９１３年９月２日，韦国清出生在这个屯的一户清贫的壮族农家，爷爷给他取名邦宽，小名日宽。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广西西部壮乡出了一位农民领袖——韦拔群。拔群是东兰县武篆人，首先在家乡一带领导起了农民运动，被农民兄弟尊称为拔哥。邦宽的父亲韦宗典，就是跟随拔哥参加农运的骨干之一。
１９２４年初，拔群指示宗典和他的堂兄弟宗义回乡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宗典、宗义都担任了乡、屯农协和农军的工作，经常秘密召集会议，贯彻拔哥指示，反对土豪劣绅。
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很快波及右江十余县。代表土豪劣绅利益的广西省及东兰县当局，对此十分敌视和惊慌。广西省长张其锽下令通缉韦拔群、陈伯民等农民运动领导人，各县反动民团与土豪劣绅勾结谋划，开始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韦宗典因此被捕入狱。
邦宽对农民运动开始了解甚少。父亲的活动在他看来是神秘而重要的。父亲在农军和农协担任什么职务，做些什么事情？邦宽从来不敢开口去问。直到父亲被捕入狱，爷爷忙着四处张罗，设法营救，他才有所了解。后来，爷爷卖掉部分田地，缴纳罚金六百大洋，才把父亲保释出来。
韦拔群和陈伯民在到处被通缉的情况下，秘密离开广西，于１９２５年１月进入广州，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５月，韦拔群被委任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返回广西东兰县，恢复、发展农协和农军。宗典出狱不到３个月，再次坚定地投入农民运动，并担任了板梅乡农民协会的秘书。９月１５日，韦拔群在武篆北帝岩（后改称列宁岩，开办了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右江１１个县的２７６名农运积极分子。宗典及宗义被选送参加了这届讲习所。
１９２７年夏，炎热的天气笼罩着整个山区，反动民团的魔瓜向农民自卫军伸来。弄英屯地处我军前沿，一天，宗典在山上接到报告，说有一小股敌人前来投诚。于是，宗典、宗义挎着马刀，率十几个自卫军战士包括宗义的胞兄宗长下山，行至丘劳屯附近，遭本乡反动民团四十余人的伏击。在博斗中，因寡不敌众，宗典负伤，全部被抓。敌人要将他们解往县城领赏。宗典知道去到县城也是一死，于押解途中激烈反抗，宁死不往。心狠手毒的民团骨干韦一文等将宗典杀害于丘劳屯附近小河边的石板上。
宗典的被害，使全家顷刻间被抛入老年丧子，幼年丧父，中年丧夫的深渊。当晚，邻屯的村民协助邦宽的祖父韦庭藩将宗典的遗体抬回家。这时，庭藩想到的头一件事，便是邦宽、邦宏和邦宁三个年龄稍长的孙子的安全。他立即托人送他们上山，在山洞中躲避。当晚，宗典的续妻程氏带着３个小儿女，还有邻近的亲友看守遗体。庭藩将给自已准备的棺木，为儿子入了殓，并将棺材置于屯边的竹林下，用茅草覆盖，没有下葬。当时新烟有一个会看罗盘的亲戚给庭藩讲，对屈死的人来说，将来再做坟埋葬为好。
在恐怖潮湿的山洞里，邦宽与弟弟忍受着难耐的煎熬。６年前，母亲的去世，给他留下无限的悲伤。今日父亲被害，房屋被团丁烧毁，给他留下的是无比的愤慨。
邦宽与大弟邦宏、二弟邦宁彻底住进了山洞，成了无家可归的荒山野孩。饿了挖点野薯、采点野果，渴了喝点山泉、雨水，有时也悄悄下山找乡邻们要点吃的。黑暗、寒冷、潮湿的深山老洞的生活，并没有摧垮邦宽的意志，为亲人报仇的烈火在他心中不断燃烧。
过了一段时间，邦宽的姨妈知道了一切，托人带口信叫他们弟兄去她家。这样，邦宽和弟弟就在姨父、姨妈家住了下来。邦宽跟着姨父干农活。邦宽从心底一直深深感激姨妈的救援之恩。解放后，他第一次回老家，见了他大弟邦宏，首先问的是“姨妈她老人家怎么样了﹖”回答是：“你走后不久，有一次她进山，半路上被土匪杀了，抢了她的铺子。”“姨父呢﹖”“因病去世了”。邦宽又问：“曾给我们粮米的邻屯阿婆、阿公呢﹖”“他们也都去世了”。于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沉默良久，将带来的糖果等物分送给了他们的亲属。
１４岁那年，邦宽找到农民自卫军，要求报名参加。但因年纪小，被拒绝了。
在反动派的武装进攻面前，共产党急需掌握军队，以便更有效地领导革命。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广西领导革命运动。
１９２８年，韦拔群的弟弟韦青到板梅乡组织革命活动。农历六月初一，韦青秘密召集弄英屯周围的６名积极分子到弄英屯附近的山坳里开会。参加者有邦宽、顺规、建元、陆日年４名男青年，还有奶新和的秋两名女青年。韦青说：“要从积极分子中选一批人参加农民自卫军，还要从中选一些人去打仗。”六月初六夜参加农军的青少年统一离家，向集合地点出发。此时，邦宽为自己起了个新的名字：国清。
韦国清被留在农军总部直属队，经常随韦拔群等领导在武篆、兰木、泗孟等地参加游击活动，还参加了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年轻的农军战士韦国清在作战中机敏勇敢，向周围有战斗经验和革命理论的领导与战友虚心学习，把革命部队当成了自己的家，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学好本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同年，韦国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２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下，转战桂黔粤赣边界地区，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参加了第三至五次反“围剿”。韦国清从一名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被选拔到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后留校工作；又进特科学校、红军大学学习和工作。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韦国清被编入红军干部团任特科营营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誓为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而奋斗。
长征到达瓦窑堡以后，为掩护党中央、毛主席紧急转移，韦国清在瓦窑堡战斗中身负重伤。
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副校长，新四军九旅政委、旅长，四师副师长等职。多次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并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磨擦”，为建立皖东北和巩固、发展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山东、华东野战军二纵副司令员、司令员，苏北兵团司令，十兵团政委，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福建等战役。韦国清长时间转战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摘自《河池人在北京》）（杨宏 斌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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