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为了改造红壤地，王震引进了糖化饲料新技术。可是，偏在这时，当时的江西省负责人不顾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一刀切地搞所谓“八字头上一口塘，水渠开在场两旁，中间修起机耕道”的所谓“园田化”，把大量良田变成了摆门面的“机耕道”。王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和气愤，亲自带领干群打了一场改道还田的战役，挖掉了那些占了稻田又不实用的“机耕道”。当时，江西的负责人还在全省搞所谓的“拖拉机大会战”，连根本不具备生产拖拉机能力的红星农机厂也背上了生产500台手扶拖拉机的包袱。红星农机厂捣鼓了好久也搞不成，只好拆下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引擎，强拼硬凑出一台“拖拉机”，准备开到县里去报喜。可是刚开到厂门口就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了。面对这股歪风，王震义正词严地指出：“这分明是劳民伤财的瞎指挥！”并坚决抵制在红星农机厂生产这种把好钢好铁变成废物的“鬼拉机”。与此同时，他又耐心地说服有关人员，要顶住压力，把力量用在研制当时场内外都迫切需要的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上。
后来，当场领导向王震汇报他们事出无奈的苦衷时，王震胸有成竹地说：“我们改造红壤靠什么？靠养猪积肥。而养猪就要广开饲料来源。现在，正缺饲料粉碎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可以试制呢？”他看到大家还有顾虑，又鼓励说：“如果上面追究责任，我替你们挨整。”
果然，几天以后，县里的“拖拉机大会战指挥部”派人下来了。名义上是督战，实际上是追究责任。他们见农机厂真的把制造拖拉机的工作停下来了，就气势汹汹地训斥说：“你们这里是土围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要到上面去告你们！”听到这里，王震站了出来，严肃地说：“我们这里不具备生产拖拉机的条件，因此，不搞这种‘鬼拉机’，要搞粉碎机！”老将军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使指挥部的人不敢再坚持，第二天便撤走了工作组。
1970年前后，红星垦殖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浪潮中，许多领导干部不敢大胆抓生产，认识片面，使得红星垦殖场不仅连年减产，就是场里集体养的猪也因饲料少、少照管而一头头骨瘦如柴。场部经济严重亏损。针对这些情况，王震一面机智巧妙地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破坏生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倒行逆施，一面凭着他的威望号召干部群众努力发展经济，扼制那些造反派头头对生产的破坏和干扰。同时，从一系列严峻的现实中，王震也看到了“吃大锅饭”的管理形式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他就提倡发展个体养猪，并主张把一些旱地和水塘包给饲养户种饲料。这在大批“三自一包”的当时，简直是“自寻帽子戴，自找棍子挨”。但王震却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多次挺身而出，用“出了问题我来承担”的凛然正气斥退了非难者，激励了犹豫者，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
重视科技人才
下放江西以后不论走到哪里，王震都一如既往，重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而王震每到一处，却总要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次，他到湖南搞调查，在省农科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有一位因搞科研而得了放射病，面部和嘴唇都歪邪了的研究人员，诉说了被造反派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挨斗的遭遇。王震听后非常愤慨，立即找来该单位的军代表，要他认真核查并处理此事，一定为这位科研人员落实政策，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红星垦殖场期间，王震先后从各地请来了许多科技人员，如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中科院的技术干部潘湘名、湖南农学院的教师田自强等，依靠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讲座。每一次讲座王震都要带头参加。
李汝庆是红星垦殖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3年。王震来了以后，对李汝庆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不久，李被通知到场部开会。刚跨进门，王震就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然后又亲切地说：“现在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许多年来，李汝庆只参加过批斗会，只有低头罚站的“资格”，猛一听见让他坐下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从这天起，李汝庆像换了一个人。他拼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进一步指导生产，王震不辞劳苦地跑了很多地方。他几乎走遍了抚州地区的每个县、市。南丰蜜橘栽培技术的提高，南城洪门水库的利用，进贤田间轮作、套种经验的推广，金溪水稻品种的更新，抚州蔬菜及肉食品市场的供应……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成果，无不凝结着王震大量的心血。
下放江西期间，王震时刻不忘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其他的老同志。他去湖南长沙看过叶帅。中央办公厅在江西进贤办了一所“五七干校”，王震也曾去过，还把当时尚未解放的原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请到红星垦殖场作客，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在抚州逝世以后，许多人对于如何办他的丧事感到棘手。而王震则毫无顾虑地去向宋裕和的遗体告别并抚慰亲属；然后，他让地区负责人向中央请示，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严肃庄重地办理了丧事，在周围的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奉召回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陆续起用了一些老同志，一直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的一个。1971年9月29日，王震奉召回到北京，结束了在江西两年的下放生活。
尽管时间不长，但红星垦殖场的这段经历，却给王震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回到北京后还常泛起深情的思念。有一次，他在病中写信给红星垦殖场的职工说：“我在病中，常常想到你们场里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我是红星的一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8期《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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