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回忆的这一段往事，是指他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在江西抚州红星农场度过的两年难忘的日子。
主动申请
1969年10月，因战备形势紧张，中央决定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10月17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会议上，宣布王震等一批老干部将下放江西。听完传达后，王震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下去以后想到各处走一走，还要蹲点；第二，想带上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同下去。周总理很理解王震的要求，知道王震之所以提出带上王兴，是因为王兴惟一的亲人他的母亲李秀芝正遭迫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把王兴带在身边，可以保护这一革命的后代。周总理当即同意了这两个要求。王震同时还获得了下放期间可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考察农业的权力。
实际上，早在 1967年11月，王震就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表示自己“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
1969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时，王震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他决心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听完了以后，沉吟了一下，对他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总理也表示同意，并关切地要王震“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作点调查，听候调遣”。
就在体育馆会议的第二天，即1969年10月18日，王震便带着全家，加上王兴，乘上了南下的火车。与王震同行的还有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他也被疏散到江西。
10月20日，火车抵达南昌。王震在这里与陈云告别，转车去了抚州，陈云则被安排住在南昌郊区。几天后，王震又离开抚州，来到红星垦殖场蹲点。
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
王震来到红星垦殖场的那阵，正是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在这种思潮笼罩下的红星垦殖场，也是一片步步语录牌、处处领袖像的“红海洋”。场里经济亏空，物资紧缺，建生产用房无砖瓦，做渠道涵管无水泥。针对这种情况，王震尖锐地指出：这种形式主义的“表忠心”，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光辉形象的玷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亵渎。他不顾自己处境的艰难，毅然劝说场里的干部、群众，把那些语录牌和“忠字牌”拆下来，作为建设生产用房的材料。
1969年底，有一次，场里要召开生产汇报会，有一个场领导在通知王震时，却告诉他，上面布置在这个会上要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研究造反派提出的要求。王震断然回答他：“今天只谈生产，不讨论其它内容。请你通知中层于部和科技小组的同志都到总场汇报生产，谈谈困难。”停了一会儿又说：“有人说我光抓生产，不抓革命，好，把那些造反派头头也都叫来。”
这次生产汇报会是王震来红星垦殖场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王震表情严肃地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说到这里，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说：“教师、学生、城市居民、全国老百姓一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票，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这样的生活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场寂静无声。王震情绪激动，声调越来越高：“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准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这一番铿锵有力的谈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在场的造反派头头则泄了气。场部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场宣布：“大家要遵照王部长的安排，白天一律不准搞批判，任何人不准离开岗位，党员、干部脱离生产要受处分，这是纪律。”这次会议后，在红星垦殖场，人心大为安定，生产秩序也立见好转，抓生产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当时有些人还要搞派性，王震说：“什么派不派的，我们这里只有抓革命促生产派。”在他蹲点的两年期间，红星垦殖场抓生产的正气占了上风，面貌大为改观，经济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改造红壤地
红星垦殖场的土地几乎全是红壤地，必须加以改造，耕地才能有好收成。王震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全世界，红壤地都在陆地面积中占有很大比例，在江西竟占到64%，如能改造红壤成功，则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到达红星垦殖场以后，他就将改造红壤置于重要位置，并为此进行调查研究，一头扎到农场的干部、群众之中。从总场的书记、主任，“靠边站”的干部，到普通农工、炊事员、饲养员，他都虚心地向他们请教。通过调查研究，他对这片土地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他从本场在50、60年代通过养猪积肥取得改土、增产的经验中，选准了改造红壤的突破口，动员大家从大力发展畜牧业入手，进而确定了红星垦殖场“以农促牧，以牧代工，以工促牧，以牧兴农”的发展方向。
王震把改造红壤、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的脚跟，牢牢地立在依靠科学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条件上。他到红星垦殖场才半个月，就在寺前分场成立了科学种田试验小组，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攻关目标，靠自力更生起家。用深耕细作、“客土移入”、大种绿肥、多施厩肥等方法改良红壤，并进行小麦、油菜与黄豆、棉花间作，小苗带种移栽，甘蔗冬植等作物栽培试验。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小组种的实验田在一年之内，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800多公斤，为红壤的改良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土法上马，制作“920”植物生长素。为了解决养猪所需的优质饲料，他亲自指导大家制作糖化饲料。这些成功的经验，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促进了红星垦殖场及周围县、市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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