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我随韩司令员到莆田检查工作，当看到莆田地区一些地、县级干部长期靠边站闲着没事干，他气愤地说：“社会主义是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光说不干不行。搞社会主义得靠干部、靠群众，要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工作搞好了．才能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强调说：“福建省的干部很多都是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不少人是老区的老游击队员。当干部可不能受资产阶级派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门要注意这一条。有的同志工作作风有点毛病，运动中又批又斗。还给人家戴了一大堆帽子，组织上要为这批干部讲话，要实事求是。要公正。有人说这些老家伙都不行了，说是民主派，我倒要来，安排他们的工作。但也不要太急。目前要抓紧地，县两级干部的配备，要落实干部政策．二者要统一起来考虑。做—事不能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既要有通盘考虑．又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能搞大呼隆。”
返回地委后．听取地区负责干部的汇报，当讲到下放干部时，说省直有个机关干部下放前就有病，到了农村生活不能自理。韩司令听了很生气．他说：“有病就该先去治病，查一查是谁：把生病的干部放下来的?即便是他自己不肯住院治疗，也要说服动员他先去住院治病。”接着交待要迅速安排那个生病的干部住院治疗。
路上，我讲了我的顾虑很多：在地方搞组织工作我不热悉也很难做，特别现在派性还很严重，情况又那么复杂，斗争那么尖锐。韩司令很耐心地对我说：“军队干部在地方工作是暂时的，待形势稳定后，仍然要交给地方干部干。我们回军队。但现在还不行。现在要把军队和地方这两边的工作都要做好。不要军队干部一手抓。地方干部的经验多，有事情咱们要同他们多商量，有的事要向他们多请教，要发挥他们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经过韩司令这么一讲，把我的顾虑打消了。为了革命事业吃点苦受点累算什么，无论如何争口气也要把革命工作做好。
同年12月，韩司令指示，为了使原地市级领导同志分期分批参加工作．加强地市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省委决定先分配一批干都出来，但第一次数量不能太多，以免引起资产阶级派性的骚乱。经过协商，组织组提出了11个人的名单，‘他们原来都是地市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省的核心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时，韩司令员对这个名单很满意很支持，顺利地通过了．但事后有人说这些人都是走资派．不登报检讨，不表明态度就恢复他们的职务，这不就说明批他们批错了吗？经过韩司令反复解释，讲清道理，这件事总算平息下去了。不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成了韩司令员的一大罪状，说福建省是‘三无省’(即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走资派，无革命造反派)。历史是无情的．时间证明韩司令这么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翌年3月，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原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伍洪祥同志被提名为省委委员候选人之。虽然做了工作，但选举时仍然落选了。韩司令员对我说：伍洪样同志是长期坚持福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你与有关同志商量一下，增补他为省委委员，由省委讨论后直接上报中央审批。又说：“省党代会已开过了，地市、厅局以上干部没有分配工作的要抓紧安排．你要体会他们的心情，长期靠边站闲着没事干是一种什么滋味．”
会后，组织组提出了包括伍洪祥在内的51名待分配工作的干部名单。不料，在省常委会上，有位省委书记提出：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检讨。取得群众谅解，省委才能任命他们的职务。鉴于1970年12月一批地市级干部在恢复工作时，向群众做自我批评，有的被连续批斗仍揪住不放。韩司令认为有的干部和群众还有些派性，这样做干部一时不易解放出来，还可能派生出其他麻烦。韩司令严肃地说：“领导干部解放不出来，我向主席，总理怎么交待?”经过说理和一番斗争．这51名干部才分期分批的做了安排．加强了各级领导班于．到1973年10月统计，省管的县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恢复党组织生活并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工作的，已占原省管干部的99．11％。
1971年全国进口了4套维尼伦厂的设备，韩司令员考虑到福建工业基础薄弱，又非产棉区，群众穿衣有困难，亲自向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要求给福建一套。获准后，工厂就建在永安。韩司令的意思是：建维尼伦厂是为了缓解福建人穿衣的问题，要调一点熟悉工业的厅局一级的领导同志去，将这个“四分之一”建好、管好，争取及早投产。由于上下齐心协力，建厂工作顺利。到1973年底便开始试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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