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先楚同志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支部队撤离鄂皖苏区，转战万里，历尽艰辛，最早到达陕甘苏区，与当时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26、红27军合编为15军团，集中力量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就在这个时候，韩先楚同志和我工作战斗到一起了。那是1935年秋劳山战役刚刚结束之后，当时，我任红26军3团政委兼代团长。劳山战役前，团长王世泰同志负伤。劳山战役中，红3团担任主攻敌师部的任务，副团长王福贵英勇牺牲，团的领导就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担子很重。
不久，红15军团决定从红25军调派韩先楚同志到三团任团长。我接到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同志的通知，立即赶到师部，韩先楚同志已经先到了。杨森同志介绍我们认识后，指着韩先楚同志对我说：“军团部决定派韩先楚同志到你团担任团长。他是一个好同志，很能打仗，善于指挥。在长征途中，曾多次率部冲锋陷阵，阻击追敌，掩护红25军主力脱离险境。这次去你们团，是为了加强对3团的领导。”听了杨森同志的介绍，我感到今后能同先楚同志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十分高兴。
当即，我们一同回到3团驻地，首先召开了团党委会，接着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了上级的决定，随后又集合部队，宣布了韩先楚同志任团长的命令，并向全团干部战士介绍了韩先楚同志的情况。同志们得知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都非常欢迎。
先楚同志带领全团开展了一场军事整训，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不久，榆林桥战斗打响了，先楚同志指挥红3团担任主攻，由于指挥得当和指战员的勇猛冲杀，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辉煌成果。后来，红3团又在先楚同志率领下，接连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盐池、定边和接应二、四方面军会师等一系列重大的战役和战斗。在战斗中，先楚同志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两次身负重伤，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威震敌营，成了我军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战将。
不久，陕北错误的“肃反”开始了，杨森同志和我一起被逮捕入狱。从此，我与先楚同志一别数载。直到1941年，我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才又见到了先楚同志。那时他从前线回到延安，经常来看我，战友重逢，倍觉亲切。
延安一别，就是几十年。直到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先楚同志来到兰州，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才使我俩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当时我蒙冤十多年，处境极端艰难，加之那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左”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几乎无人敢上我的门，街上碰到熟人，也不敢和我说话。我知道绝大多数人是害怕受牵连，这种心情也能谅解，所以，我自己也不愿多接触人。
听说韩先楚同志到了兰州，尽管我也思念阔别多年的老战友，但却不能去看望他，怕连累他。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在部队工作的熟人，他见面就问：“你是不是认识韩先楚？”我故意说不认识。那位同志感到惊奇：“不认识？那韩司令员怎么知道你。在军区一次师次以上干部会上，还提到你。韩司令员在会上说：‘黄罗斌还可以工作嘛，他即便有错误，开除党籍过重了。’”我听了非常感动，同时也替他担心。当时的环境那样险恶，我真怕为我的事而影响到先楚同志。
先楚同志却并不为世俗的偏见所左右，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同志间那种亲密无间的高尚品格。他一到兰州，便想方设法打听我的住址。我在受害期间，住在永昌路一间20多的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和外界几乎隔绝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住处。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白希儒同志去看他，他就问：“黄罗斌在哪里？”白不知道，他便托白打听。后来，白希儒找到我，对我说：“韩司令问你哩！”
时隔不久，冯有才同志也去看他，他又向冯有才问我的情况。冯不知我的地址，他又让冯有才打问一下告诉他。后来，李赤然同志（曾任南京空军政委）从西安专程来兰看他，他又问李：“你去看过黄罗斌没有？”李说：“不知他住在哪里？没有去。”先楚同志说：“去找一下嘛，看看他。”于是，李赤然同志费了好大劲，跑了好几个派出所，最后才在张掖路派出所的户籍簿上查到了我的住址。李赤然突然来看我，我感到吃惊。我问他：“你怎么敢来，不怕吗？”他说：“怕个屁！我今天找不到你，明天怎么问韩司令交待？”听了这话，我内心激动不已。这真是革命友谊深，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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