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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