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于1949年率部在绥远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绥远军政委员会第三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绥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兼兵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后兼志愿军修建委员会主任。在战争中指挥所部参加了朝鲜南市、泰川、院里三个机场的修建和保护，并组织部队修建了有关军事工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回国后，任解放军六十九军代军长、军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曾被授衔为上将，并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二十三兵团开赴河北景县整训
1950年冬，周总理接见了绥远军区来京的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等同志。周总理讲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和国内恢复生产等情况，对起义部队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他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整训，准备赴朝参战。
听了周总理指示后，董其武和高克林觉得一年来部队解放军化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如部队中曾发生过多次小部分哗变，尤其是发生了刘万春等人派人赴港通敌的事件后，使董其武觉得由他带领起义部队赴朝参战，有很多顾虑。会后，董其武和傅作义去见总理，董其武提出，绥远部队起义刚一年，潜伏在内部的特务分子未彻底肃清，带领这样一支部队赴朝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必然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他主力部队出国参战。周总理听后说:“匪特捣乱早在预料之中，你不要着急，要相信这支部队中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你要有信心。”董其武又对总理说:“抗美援朝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光荣的使命，何况我是起义军人，正是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让我带领这支部队入朝，总是觉得信心不足，把握不大，最好选一位参加革命时间长的老同志来担当这个责任。”总理听后大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能向困难低头嘛！要正视困难，鼓起勇气，整训好部队，赴朝参战。我等候你们胜利的好消息。”总理又接着说:“你离开绥远后，把家眷也接出来，住在北京。”这时傅作义说:“请总理放心，我替他安排。”董其武感到总理如此信任和关怀，心中十分渐愧，悔不该在总理面前流露畏难情绪，于是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1950年12月1日早7时，董其武率来京开会的军、师、旅长回到绥远市，大家即分头做移防的准备工作。董其武把在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向副主席杨植霖做了移交，就一心一意地抓兵团的组建和移防工作了。12月10日，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于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为抗美援朝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任副政治委员，边章伍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潘瑞征任副部长，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代理该军军长。
这次会议之后，董其武、高克林和边章伍等人立即召开了兵团机关组建和部队移防会议。各军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骑四师政委、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参加了会议。董其武、高克林等决定从绥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抽调60%的人员组建兵团机关，责成袁庆荣、裴周玉、张升初三位同志负责组建工作。会议还决定:于12月22日，完成部队东进的一切准备工作，真正做到“五不要”，即政治上弄不清者不要，年老体弱者不要，有疾病者不要，坏武器不要，老弱马匹不要。
各军、师受命回部队后，即召开了各军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研究移防中的具体问题。由于第二十三兵团的领导成员不全是共产党员，上级命令实行一种特殊的领导体制，以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和政委高克林为首组成了军政委员会，凡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大事，军政委员会均召开会议，经委员们共同商讨后，才作出决定，另外由于领导干部配备不齐，高克林既是兵团党政工作的领导者，又是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者。军、师也是采取这种特殊的领导体制。各团级单位接到命令后，马上收拢部队拟定行军计划，组织设营队和行军收容队。对出绥(远)后的善后工作，高克林指示各级机关都抽调干部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要求做到损坏东西要赔，借东西要还，做到秋毫无犯。各军、师成立了留守处，统一组织留后方人员的学习和工作，组织家属生产，安排他们的生活，使移防东进干部解除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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