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为撰写许光达，而准备采访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时，却突然接到她老人家于2004年5月19日辞世的消息。老人家的后事办得极为简朴。没有花圈簇拥，没有遗体告别，没有特设灵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对曾任装甲兵指挥学院副院长的儿子、少将许延滨说：“我是个普通党员。我走后，就通知我所在的党支部，请他们送送我。我留下的两万多块钱，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在老许一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是那段在党史军史中广为传颂的“大将让衔”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光达受命从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的任上调至北京组建装甲兵部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军队将从195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许光达在庆祝建军28周年的宴会上得知自己被毛泽东提名，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一连几天心不安，神不宁。他坦率地对妻子说：“我不应被授予大将军衔。”几经思考，1955年9月10日，他郑重地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上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配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却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现在我诚恳、郑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接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后，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虽然许光达几次申请，降衔要求最终也未能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但许光达坚持给自己降了一级薪金待遇，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水晶般的情操在许光达身上彰显光芒。
父亲总是这样教导我：要做好每一件小事
1955年的军队授衔，许光达自谦战功不如他人。但是，应该承认，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致使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诞生，在很多时候不能够简单地以战场功绩来论英雄。仅举一个战例，就足以说明许光达对中国革命所作贡献的非凡价值。
1947年8月16日，国民党军队五个整编旅和一个整编师向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机关扑来，党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靠沙漠，西濒榆林河，东临黄河。敌军杀气腾腾，进展迅速，包围圈越收越小，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处境困难，希望派一名得力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于是，许光达奉命率领第三纵队星夜从榆林开往乌龙铺一带。
保卫中央机关，这次战斗的意义绝非任何一次大仗恶仗可比。8月17日凌晨，三纵到达指定地点，指挥所离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仅隔一条沟。许光达向各旅旅长交待：“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8月18日，瓢泼大雨。上午，三纵与敌人先头部队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中央机关未脱险境。黄昏，许光达召集各旅旅长，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中央机关———正在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在这支小小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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