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知道后，心里很是不安，几经思考，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信中写道“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许光达的信不长，却用了几个“心安”，字里行间，让人读出四个大字：高风亮节。
所谓“心安”，就是说心里坦然、踏实。什么人能心安呢？一般来说，不做亏心事的人，心地光明磊落的人，不受无功之禄、不贪无功之赏的人，实事求是不居虚名的人，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人，最为心安；与此相应，不管有意无意，稍有逾矩越规，或自觉名不符实，他们就会感到深深不安。譬如许光达，授衔是毛泽东提议的，不是自己伸手要的，而且自己对革命贡献也不小，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可许光达却不这样想，他和革命先烈比，和那些比他贡献大资历长的同志比，这一比，就比出了“惶惶难安”，比出了“自愧不如”，当然也比出了他的坦荡胸怀和崇高风尚。
由此，我又联想起彭老总一件小事。1952年3月，“抗美援朝”方兴未艾。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到朝鲜前线采访，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给彭总看的原稿上，说彭总“像长者对子弟讲话”。当时，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功勋卓著，名扬四海，就是年龄也当之无愧地是个“长者”。可是彭德怀看了原稿以后，十分不安。他写信给巴金，说这样称呼，“使我不安，有些害怕”。并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这使我很自然就想到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小，则分数的值越大。”一个把自己看作是“很渺小的人”，则往往是一个“大写的人”。
人最难得是“心安”，最可贵也是“心安”。不安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因为严于律己而心不安，总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少，得到的荣誉多，像彭老总和许光达，因而他们就会化不安为动力，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以求得心安。另一类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斤斤计较，老惦记着升官跑官，老觉得自己很委屈，组织上亏待了自己，看见别人升职就眼红，却从来没有嫌自己工作干得少，对他们来说，只有不断地升官发财才能求得心安，可是哪有那么多好事？所以他们就很难真正心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身心疲惫，活得很累。
因而，我以为，那些为一己私利为浮名虚誉而终日心神不安的人，应当学学彭老总，比比许光达。名利面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心里不平衡的时候，想想革命先烈，想想那些比自己贡献更大待遇更低的人，收敛一下浮躁之心、贪婪之心，看轻身外之物，多做贡献，以求真正心安理得，活得坦然、踏实。宠辱不惊，静观花开花落；得失无意，漫随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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