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九年，南宋和金朝签订和议，金朝归还宋徽宗梓宫，并归还原伪齐政权所辖河南土地，双方划定疆界，实现停战。南宋方面则对金称臣，并纳供赔款。这个和议产生的背景应该追溯到建炎三年金朝军队发起的“搜山检海”剿灭南宋朝廷的战争。这场战争金军由江浙，两湖，江西进军，先后攻陷南宋行在扬州，建康，杭州等，南宋小朝廷一路溃败到浙南越州，明州，温州，最后落脚在沿海一个小镇章武镇上苟延残喘。后因金军战线过长，再加上金庭内部也产生了争斗，最主要是因为江南军民的英勇抗击，如岳飞在健康附近牛头山设伏，韩世忠在黄天荡大破金军水师等役，使得金军在江南举步维艰，损失惨重。金军最后北撤，没能实现剿灭南宋朝廷的目标。如此又经过几年征战，战线终于稳定在淮水至大散关一线，南宋勉强有了稳固的后方。

　　然而这个时候，南宋朝廷提出议和。赵构先是派王伦入金商谈迎徽宗梓宫。其时，金朝大太子粘罕失势，取代他把持朝政的是原南征西路军监军挞懒，挞懒虽也是完颜宗室亲贵，但在金朝内部的势力并不稳固，最大的挑战来自四太子兀术，兀术是金朝实力派原太子郎君（储君）擀离不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兀术继承擀离不的势力，成为军队实力派。挞懒没有前线军队的支持，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只有联合后方留守的权贵。挞懒系统上任即提出与宋议和，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议和可以削减军队势力，这是不消说的。另一方面，挞懒系统主要是后方亲贵，这些人上战场的时间不多，而金军的体制是缴获归己，打起仗来前线将领大发其财，而后方亲贵只能分得唾余。而通过议和接收的赔款纳恭，处置权则主要落在后方官员，这实际上是给挞懒系统一个分赃并照顾利益的机会。因为挞懒自己也清楚，毕竟后方亲贵们也不是白帮忙的，谁能给他们好处就帮谁，要是兀术在前几年征战中，能把自己缴获所得多多孝敬给宫里的大佬们，说不定就没有挞懒的上台了。

　　挞懒急于议和，在给王伦的口信中甚至提出了归还河南土地的条件。古代帝王都是以土地作为最大财富的，有了土地就有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就有后世评价的疆域。这个条件无疑是诱人的，虽然南宋赵构求和之心比之挞懒只急不缓，但仍然觉得对方很给面子，于是马上加封挞懒原来的奴才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枢密使，军政一把抓的宰相。并派秦桧亲自开始主持这次议和。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金人粗鲁，做事比较讲实效。因议和而被边缘化的军队实力派一方面忙着消化前几年战争所得，另一方面因粘罕失势，他所代表的原南征西路军系统也需要和兀术为代表的原东路军系统进行整合。金朝军队系统慢慢积蓄力量，冷眼旁观这次议和。事实证明，和议达成后不到一年，金朝军队系统就完成整合，处死挞懒，撕毁和议，再次南征。

　　在南宋这一边，朝野军对议和几乎都持一边倒的反对态度。宋朝是理学发扬的时代，仁义道德是文官们进行辩论的主要武器。南宋朝廷的文官，如枢密使王庶，宰相赵鼎，礼部尚书张九成，吏部侍郎晏敦复，枢密院编修胡铨等多人均上疏反对议和，当然他们提出来反对的理由主要也是在仁义道德范畴的，如堂堂大国国君，对蛮夷称臣对不起赵氏宗社；有仇不报，反向仇敌下拜为世人所羞等等。用伦理道德进行国策咨询是中国古代官员，（我们知道还包括现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人）的通病，形成原因就不分析了。但这些个劝谏最多只能起到个“物议”的作用，它不能代替这个政策的成败得失的分析，对影响这个决策起不到什么作用。

　　顺便提一下宋朝的官员阶层。宋朝的官员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待遇最好，地位最高，而且时间最久的官员阶层了，然而在历次，尤其是北宋末年的对外战争中，宋朝官员的整体表现却可以用最无耻，最无能来作历史评价。北宋末年的时候，渊圣皇帝（宋钦宗）身边多次出现公开号召投降卖国的官员。北宋末年官员们在面临国家民族利益关头，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死荣华，他们最为信奉的逻辑是只要自己能荣华富贵，管他哪朝天子哪朝臣。他们的政论主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而主要是拨弄自己小算盘的结果，这个算盘珠子有的拨的是钱，有的是权，有的是名，有的是自身安全，总之机关算尽，不让自己吃亏。

　　发展到南宋绍兴年间，这些官员们是否有了本质上的长进，从他们反对的声音中，是看不出来的。譬如宰相赵鼎此人，有的史料上说他反对议和，但没有找到他反对议和的文字资料。而且赵鼎此人最后虽被秦桧贬谪而死，但在他当政期间，却几乎没有和秦桧发生过冲突，也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人，很难对他作出评价。

　　军队方面的反对声音就有了一些进步。行军打仗毕竟是技术型工作，南宋的军事指挥官们虽然也脱不出理学风尚的窠臼，多少还是能讲出些技术上的原因。如岳飞就上奏直率的指出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韩世忠则更加粗鲁，直接要求调查王伦等勾结金邦卖国的罪行。韩世忠是西军低级军官出身，是个职业军人。他的态度和后来的兀术是一致的，这代表了军队方面的意见。

　　按照理性人假设，我们当然可以分析军队反对的自身利益方面的原因。分析很简单，军人嘛，总是想打仗的。一但和平了，马放南山事小，鸟尽弓藏的事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分析从来没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断过，再次说明市场经济的理性人假设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岳飞当然有自己的利益，他反对议和主张抗金是否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论上说，是。并且在这里，他老家是否是北方的大地主，抗金是为了收复老家的田地等理由都不重要，作为接受了理性人假设的现代人，我们可以同意他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用给他戴上高尚，无私，超人的光环。那么，岳飞韩世忠等人，不就跟前面我抨击的那些北宋末年官员们一样了么，都是考虑的自身利益，一丘之貉，何来正邪之分。并且按此逻辑分析，评价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了基准，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大哥莫说二哥，这世界本无是非好坏，就这么着吧。很多初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小右就是这么看世界的。

　　但是，除了朝官，军队，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广大的平民百姓们。毛主席说过，历史是奴隶们写的，不是英雄和奴隶主们写的。在所有对历史人事的分析评价中，都不要忘了人民这个因素，历史不是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民百姓才是历史的主流。我们看待历史，就是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而对这些事的评价，应该以平民百姓的利益作为评价的基准，作为最重的砝码。

　　在南宋与金的关系中，和与战的分歧代表两种利益冲突，主战代表平民百姓利益，主和代表官僚阶层利益。对前一个，我估计否定的不多，金军的残暴是众人皆知的。女真是游牧民族部落，逐水草而居，金军没有稳定的后方供给，没有军饷，军队收入主要靠劫掠。金军占领城市后，几乎都要大肆烧杀抢掠，如遇到顽强抵抗的，为了惩戒，还要屠城。在金人占领的北方地区，汉人地位卑贱，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大量南逃的汉人，怀念汉家只是口头说法，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活不下去了。对待金军的残暴，用头颈迎接屠刀不是个好办法，只有拿起武器，英勇抗击，打败了固然也是一死，打胜了却能保全更多的人。百姓抗金当然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广大百姓抗金的共同利益就集中体现在了国家，也就是朝廷的和与战的决策上，所以，主战是代表百姓利益的。那么，岳飞的主战和百姓们的利益就同步了，即便是岳飞的个人目的多么的不堪（还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他路线对头，做法有效，所以也该受到我们的正面评价。这是对岳飞的基本态度是大方向。至于那些没有什么依据的丑诋，对我们正确评价岳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说主和代表官僚阶层利益。前面列出了那么多南宋反对议和的官员，那些人是否官僚阶层呢？也是的，他们也是官僚阶层，他们提出的反对议和，也是官僚阶层利益的一种表现。北宋末年，大太监梁师成和宰相王黼为了改立信王为太子一事上，各执一词，在朝廷上激烈争辩，势成水火。宋徽宗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以为自己可以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结果有一次他突然造访王黼家，竟然发现梁师成和王黼在密室里商议，原来他二人约好，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各执一词，无论哪一方最后得势，都照顾对方利益。又有宋钦宗时的大臣吴敏，本来是个小官，在第一次东京围城时，力挺李纲主战，守城成功，自己也升为宰执，结果在后来就蜕变成主和派，排斥主战派大臣。还有宰相何铸，口头上也是主战，甚至还组织了一支“神兵”六甲军，但实际上在投降卖国的道路上跑得也不比其他卖国贼慢。所以，对这些官员来说，主和主战，无非是他们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我们没有办法考究南宋官员们的真实内心，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在团结军民，重整河山上作出什么实际的行动，给出什么具体的方案，相反却是在打击人民，搜刮钱财上积极得很。南宋末年出现大量土地兼并，很多官员都成了大地主。末代宰相贾似道收回大量土地充作军费，支持了一次反击，虽然仗没打成，但却实实在在的侵害了一次官僚阶层的利益，后来受到了围攻，被攻击成了一个著名的“奸臣”，要说平反，这个贾似道似乎到可以平一下反。

　　绍兴九年的和议，得失到底如何呢？前面岳飞提出的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是站在技术角度作的判断。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南宋轻言求和，不免要松弛武备，清理各地抗金武装，这会给国防事业带来相当大的危害。事实上，当时的东京留守尹孟庾，在接收东京后就解散了很多民间抗金武装，兀术兵临城下，不发一失，就开城投降了。而此时，南宋给派到东京担任防御的刘（金奇）带的八字军一万八千人还隔着几百公里。刘奇被迫在顺昌小城就地展开防御。同样长安也被攻陷，金军直抵凤翔，给当时南宋稍微景况稍微好一点的西北战线带来很大压力。金朝归还的河南部分土地，战略上无险要地形可守，金人随进随出，几座大城市经过多次征战的劫掠，困窘贫乏，而且附近也多有抗金武装骚扰。伪齐刘豫政权不得民心，又受到主子的勒索，根本无法维持，金人自己也没有更多力量占领，让出来，既不是金朝的失，也算不上南宋的得。反倒是轻信和议，给后来的背盟战争带来了惨痛的后果。至于后来兀术以“交通宋朝”为名杀死挞懒，这只是需要的一个名义。政治斗争获胜，法律上安什么罪名就是赢家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