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都已达至暴力的程度，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至暴力的程度。广东本身的暗中权力斗争，更达到了暴力的极致。

　　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地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为了唤起全国大众，赢得对自己的支持，他们也进行暴力斗争，以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若没有俄国帮助，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怀疑。但中国最终却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代价，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巨量的财产损失、连年的武装冲突，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

　　俄国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他在世时，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阵子，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若真被接受了，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

　　这条消息，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它先在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及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发表，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消息传回广州后，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不久却又沉默了。原来，指责报道为“捏造”的官员们发现，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

　　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骚满腹。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说到火冒三丈时，一时口快，提到孙中山已经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据这项交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他说，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组织武装干涉，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

　　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话。不过，这都是事实，全在你们领事馆的档案里。问问詹金斯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还健在，我从未透露他的名字。

　　我找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提出我的问题。他一听，惊呆了，绝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获得消息的过程详细告诉他，只是没提消息来源的名字。

　　最后他说：“我不能给你看文件，不过，如果你把听到的内容复述一遍，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并纠正错误部分。”以下是经过确证的故事：

　　一开始，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及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及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马上得到响应。

　　到1923年年底，孙医生开始警觉了。经国民党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推动，国民党被全力推向极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数百名中国籍毕业生，试图将中国的这场革命，融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计划。孙中山由此感到，中国的未来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

　　适逢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GouldSchurman）博士于1923年末访问广州。孙中山绝望之下，要求与他会面，并举行了秘密晤谈。孙中山要求舒尔曼博士请华盛顿出面，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较小的条约国沟通，看各国是否愿对中国作联合干预，为期五年。

　　孙中山提出，他可以发表正式倡议，邀请此项干预，并愿意尽余生之力，投身宣传工作，劝导中国人民与这场干预合作。

　　他预先对计划作了详尽设计，考虑了所有细节。他要求被请的国家联合出兵占据各省首府，并对铁路、河流、港口、电报实施军管。他要求美欧各国派出大量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及其他培训顾问，来华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专家们不仅要帮助组建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还要在中国的十八个省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五年里，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他提议，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然后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

　　对这项提议，华盛顿并不热情，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同样的，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一次大战结束时，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显然，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而且，即使政府有兴趣，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也绝不可能批准。

　　在1923年，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九一八事变”肯定不会发生。远东的历史，甚或世界的历史，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925年1月，在死前两个月，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还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