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世纪前叶开始，到这个世纪差不多结束为止约持续了六十余年的南北朝内乱，在日本历史当中大概也能说算的上是最大规模的内乱了。这场内乱并不能说只是单纯的规模之大，就象这个时代中同一时期使用三个不同的年号所显示的那样，从三个不同的政权，或是国家在日本国列岛内出现的事实来看，便能看到这场内乱的深刻程度。另外不仅是这样，我还想到，在日本列岛其他的时代的历史中难道不是还没有象这个时期那样规模之大的军队东来西往地来回征战的事例吗？从建武二年（1335）到第二年，后醍醐天皇树立的建武政府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军事行动往来范围之大，是完全可以同明治维新的动乱，战国的动乱相匹敌，或在此之上。
拿具体的事例来讲，首先，新田义贞军为追讨在关东的足利尊氏、直义而从京都东下，被足利军在箱根竹下击败，足利军并尾追败走的新田军大举上京。之后，北畠显家又受后醍醐天皇的援军之命，从东北出发尾追足利军。对于这些兵马的人数，《太平记》等对每一支队伍都记称有数万人之多，这虽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正是相起比源平争乱时代来说规模明显更大的大军，以义贞败退，尊氏直义尾追不舍，显家尾随在后的形式，以京都为目标沿东海道滚滚进军的一幅情景。而且，进入京都的尊氏，在此战败之后从兵库坐船逃向九州，在九州重整旗鼓，又一次大举杀向京都，正因此举使得建武政府瓦解，显家所部一度返回后又从东北西上。不管怎么说，这样大量兵力移动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中可以认为是极其少见的。
与规模之大一样，在深刻度上看，这次内乱也是可以说能够同明治维新与战国动乱相匹敌。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连处在社会末端的“农民”都以自己的意志投身于内乱之中。试举一例，一个在若狭国（福井县）一隅的庄园负责一两町步左右田地的“农民”——被称为名主的“上层农民”，都抓住了幕府崩溃，新政府成立的情报，为了在新的政治情势之下将围绕自己土地的纠纷导向有利的局面，在后醍醐天皇还没有回到京都前就早早上京了。可以说通过这件小事也能明白地看出：远离中央，居住在“农村”一隅的人们，都能对中央的政治局势作出极其敏感的反应；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还亲自参加到各路军队中去。在《太平记》中，登场了大量称作野伏、甲乙人、溢者（都是对新兴武士、庶民、农兵的称呼）的人们，在后醍醐的军队进入京都，被赶出来的六波罗探题军退向关东之际。在近江的番场设伏，逼迫他们全员自尽的正是这些野伏、甲乙人、溢者组成的队伍。可以认为，这些人的行动和刚才提到的将中央的动乱同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而积极上京的名主是有着共同一面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南北朝的内乱是日本历史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内乱之一亦决不过分。如若是这样，在这场内乱中当然能够发现更加广阔，且更加深刻地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存在。
这里开始，本文要对这个问题试作一粗浅的考察。为此，试重新审视一下内乱产生的背景是有必要的。南北朝的内乱当然不仅是南朝和北朝两个朝廷的斗争。我们通常将其看作幕府为代表的武家同南朝为代表的公家的斗争，这可以认为是认识日本的时代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角度吧。同时，战后的历史学界主要注目的另一个角度，是“农村”的活动。“农村”在内乱中激烈地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动态，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名主，并且更下层的“农民”、甲乙人和野伏等的活动，才是内乱爆发力量的根源。另外也有观点提到：室町时代被称为惣村、惣的自治的“农村”的大量出现，也是这场内乱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这也可以认为是充分把握了内乱的基本意义的一个认识角度。
东国与西国的对立
但是，光只是停留在公武对立，“农村”的变化的层面上，还不能真正把握这场内乱的意义所在。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在一两个其他的角度对内乱的背景进行试探是更有必要的，这就是现在我打算要提出的论点。从结论上可以集中成以下两个观点：其一：这场内乱的前提在于在日本的地域划分中有着最深刻的意义的东国和西国的对立，并且东北、九州等拥有独自特点的地域之间的对立也交杂其中。另外一点是：必须把生活在“农村”的农业民与主要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非农业民之间的矛盾囊括进内乱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讨。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即东国与西国的对立。永原庆二先生在第一次座谈会（山阳新闻社主办“对谈中世的濑户内”1980年）中在谈及镰仓时代的问题时有所言及。我也全然赞同其观点。我认为这个对立，难道不正是因为东国与西国的矛盾、对立的根源在于一个非常深层的因素吗？要说的有点极端的话，在东国与西国之间难道不是存在在完全称得上“民族”那样的程度的社会特性的差异吗？虽不能深入地讲一讲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举几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来探讨一下两个地域特性的不同。
首先，从原始时代、旧石器时代开始东国和西国的异质性就已经出现了，到了绳文文化时代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鲜明。相对于绳文文化的残余较深的东国，西国能够迅速且顺利地接受弥生文化，这便表现了这样的不同。这可以认为是两者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基础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语言，东国方言同西国方言虽不用说是同属日本语，但自古以来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在语言学，国文学的领域可以认为是常识。东国同西国的边界在那里呢，根据时期的不同，可以认为在三河、尾张的的边境，或者比这更靠西一些的地方是为两者的边界。在两者之间，从民俗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也能看出许多的不同。
关于东国和西国之间的民俗差异，近来通过坪井洋文先生的著作《芋与日本人》（未来社1979），我们可以知道在正月行事中不吃饼、而是吃山芋的习俗分布于东国，并在当地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坪井氏认为这是和水田稻作不同的烧畑生产相关的风俗行事。另外根据木下忠先生的研究，妇女生产的时候，将胞衣埋在何处，在东国和西国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东国，将之埋在门口，这是绳文的习俗。而在西国则埋于产屋的床下或边上，这可以说是弥生文化的习俗。关于这点，木下先生认为是不太讲究血忌的东国与与之相反的西国的不同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可以认为东国和西国之间存在狩猎文化和稻作文化的差异性。这是也和坪井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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