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时，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确定当年5月开始在各自首都建立联络处。随后中国派出黄镇大使为驻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美方也派出布鲁斯大使为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这是1949年以来中美互派使节的开始。

　　布鲁斯在华只呆了一年多，在这较短时间内中美间也发生了一些交涉事件。有些事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本身造成的，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海军陆战队事件。

　　按照美国的规定，其驻外机构一律由海军陆战队派人担任护卫工作。它不信任驻在国的警卫能力，这也是美国大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从美国驻华联络处开始设立，就派了2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来守卫。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没有引起中方注意。

　　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带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邱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酒吧间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扬声器传出的乐声，使周围居民受到干扰。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发谁不发谁又引起各国驻华人员的争执。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他原意是想报复美国人，结果找错了对象)。这些事越闹越不像话，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由基辛格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配带。听了以上三条，布鲁斯提出了几点理由辩解，其一是说不穿军装影响士兵的士气。其二，如改由非军事人员担任警卫，纪律更难控制，且他们要带家属和孩子来，联络处还要为他们安排房子。这时基辛格倒比较识相，赶快不让布鲁斯再说下去，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

　　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恶习不改，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向布鲁斯交涉，要他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战队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

　　在布鲁斯短暂的任期内，美国联络处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引起了双方的交涉。

　　有一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派一人到其驻华联络处“执行公务”。所谓“公务”，就是刺探情报，以便向华盛顿汇报。当时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有400多人员，与美国驻泰国使馆人数相当，都是人员最多的驻外机构，其中有不少情报人员，专门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他们为了近距离了解中国，定期以“公务”为由，派人到中国实地进行“观察”。此人在北京到处瞎逛，骑着自行车闯入了中国一处军事禁区进行侦察，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该处竖有明显的标志“军事区——禁止入内”。但他仍闯了进去，违反了中国法律。当遭到质问时，他还强词辩解，说没有看见标志，不是故意进入禁区的。但在中方一再指出事实后，他只得低头认错。我公安部门遂将他放走。外交部美大司就此事向布鲁斯进行了交涉，要其严格约束部下，杜绝再发生类似事件。布鲁斯表示将对此人进行斥责，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另一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政治部主任普拉特驾车去长城路上，在定陵附近撞死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孩。经公安部门审理后，认为是行车超速引起的，由美方支付了一定赔偿费，在中国外交部的要求下，布鲁斯把普拉特调回了美国。此人返美后并无悔过之意，还不满自己被调走。这就暴露了某些美国人的心态，他们天天喊要尊重人，爱护人，讲人道主义，但撞死了一个中国人他们倒毫不在意。

　　以上事件虽引起中方的不满和交涉，但总的来说，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