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大的亮点，是经济形态开始变化，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明中叶以后，以成化、弘治之际为界始，至崇祯明亡，前后约两个世纪，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历朝历代各种问题，多由政治与经济引起。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以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发展。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何以会是这样？
不是说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并存现象。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巨浪中，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而经济则绝大多数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但都没有像明中叶以后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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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可是，“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
“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国势强弱与否，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臣有邪正，而且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突出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皇帝时常不理国务，全无勤政爱民精神，官员往往渎职，或者随意滥用职权，贪污受贿，鱼肉百姓，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甚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成化）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弘治），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正德）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宦官刘瑾揽大权。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嘉靖）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隆庆）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万历），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点；
光宗（泰昌），“一月天子”；
熹宗（天启）置国家最高利益于不顾，成天摆弄斧锯，大权听由魏忠贤总理。时人讥曰：都城内外，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宦官之祸，至此而极。
思宗（崇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被诛者七人。大势已去，国运终止。
不是说上述诸帝个个都一无是处，毫无一点正面作用，但是总的说来形象不佳，都有腐败行为。
第二，皇族矛盾与君臣纷争，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发政治混乱。皇帝这个大家族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怒目相视，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刀光剑影。从武宗时安化王和宁王起兵反叛，到嘉靖“大礼仪”和严嵩当政，从万历“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福王庄田之争，到“三案”构争，为祸益炽，国无宁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皇帝、宦官和内阁三者的复杂关系和斗争也是引起当时政局动荡和政治腐败的主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废，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
明太祖朱元璋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说。可是，“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从成化朝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各类庄田遍郡县，官绅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赋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离，败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党争加剧。
廷臣党争，历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门户未开，公心犹在。正、嘉之时，“渐多以意气用事”。进入隆庆，大臣相轧，门户已开，到万历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两次京官考核，群臣水火之争已无以复加，宁可坐视国败民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角立。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竞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争”几无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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