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苏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乱世纠葛究竟如何了结？又隐匿着多少未揭之秘呢？其中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画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29年9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中央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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