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HelplessnessIn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Cabot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详见本刊上期专栏）。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音hóng，学校之意）。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因船期更改，两人暂时难以出行，遂于8月12、13日，分别化装成湖北商贩，投宿于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试图避开其原住处的耳目，但依然没有逃脱清廷遍布的反间谍网络。
8月14日傍晚，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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